詹金斯引用巴赫金的“众声喧哗”理论指出，从根本上说，作者与读者皆是文化词汇的盗猎者——文学就是在特定语境中将词汇们具体化的一种斗争，而作家们负责编排、挪用以引发或擦除词汇们的原义。与此同时，作者无法阻止读者在复杂的文化网络里联想、诠释这个词汇。在詹金斯眼里，同人重述作品的核心乐趣在于“看着熟悉的影响从原先的语境和固定的意义选择上解脱出来”，从某种角度而言，即抵抗了官方（文本作者，以及制片与宣传单位）对文本的权威解释，改变了读者的被动和沉默地位，其背后蕴藏着的是动摇与挑战社会文化权力与固定型构的能量——这并非夸张，如果我们能想起布迪厄关于文学场域运作的规律总结，便明白某一社会中获得文化权威（比如统治集团与权威学术机构）认可、赋予的象征资本的作品在该社会中足以形成的深刻影响——即使是无法成为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文学，它们及所承担的创作理念也会成为该社会文化理念中最难以动摇的、“必须尊敬”的部分。
作为目前同人改写中最无厘头的呈现，“拉郎”创作可能是诸多同人重述中最容易挑动接受体制内文化权威训练及规则的人们神经的一种（虽然初看之下未必在政治上最激进）——任何对中国古典审美有所了解的读者都或多或少地能心领神会“林黛玉”在中国文化大观世界中所凝结的意义，当她被安排给一个容貌、人品皆低劣到让人不忍直视的“怪物”（还是一部中外学界对其是否能算“严肃文学”都尚存争议的、带着显著畅销小说特质的西方作品中的“怪物”）时，许多人第一反应是“亵渎”也就不为可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