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她朋友就是那个戴头巾的,二十岁的小姑娘,看到同龄人鼓掌,特难受,哭着逃走了。
Mariame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社会课老师看到她,让她出去。她听了,笑嘻嘻地说,“你不开心关我什么事,我反正就要待在这里上课”。
她不是个任人欺负的主,但遇到这种事儿,也会很难受,只是希望表现得强大些,不能在别人面前流泪。
穆斯林头巾引发的争议几乎每天都在法国上演,有个新闻案例因其戏剧性,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那是2015年2月,查理周刊恐袭后不到一个月,很多法国人尚未从悲痛中走出来。巴黎十三大一名保险法资深教师去上课,看到班里坐着一个戴头巾的女同学后,拒绝“在’查理周刊受袭’事件后,还要给戴头巾的人讲课”。
法国法律禁止小初高学生戴头巾,但允许学生在大学课堂上戴头巾。校方没有接受这名老师的做法,最终以歧视为名,将其暂时解职。
Mariame说每人戴头巾的理由不一样。去问十个人,可能有十个不同的答案。
她戴头巾,出于宗教信仰,但也没想着说要保护自己,不让别的男人看她。成年之后,她试图解释背后的原因,“我觉得自己跟其他人一样,但大家老说我跟别人不同。我想反正我都跟别人不一样了,那我就戴上头巾给你们看。有时候,我想跟全世界作对。”
说到这,服务员小哥端上我们刚才点的饮料,但搞混了。“我长得样子像是喝酒的,但不是,哈哈。他以为我喝酒,你喝软饮,哈哈哈。”现在,少有人从她的外貌猜测出她的过往和身份。
她曾是别人眼中的“被压迫妇女”。但她当时戴头巾是自愿的,属于个人选择,这个解释让些女权人士很难堪。
“这挺矛盾的,她们希望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实现解放,但却要把她们从大学里驱逐出去。你想,一个所谓’被压迫妇女’会主动去上大学么?大学是求知和交流的场所。我去上学时,发现了整个世界。”她说。
所以,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坚决支持平权。各种层面的平权。她最见不得别人受欺负。有次坐火车,旁边一个阿拉伯裔小哥怀疑罗姆小孩试图偷他钱包,便要抽他,Mariame看在眼里,对邻座说,“他就是一个孩子啊。”她不明白,同是法国社会被歧视阶层,大家怎么也相互“残杀”。
但有点她很确定,自己绝对是个新时代女性。
如果一位女性成功地闯入男性俱乐部,掌握了在艺术市场获得成功的手段——这一前提是要非常非常“成功“地闯入。那么,普遍来说,她很有可能比和她相当地位的男性艺术家更为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