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个“丧”的小团体，正是麦克卢汉所谓在网络时代诞生的“部落”。在曾经，个人要么融入社会，要么成为绝对孤独的个体，二者必居其一。而在现在，个人如果与“社会”难以协调，却可以通过网络的帮助与其他相似的人走到一起，成为一个小“部落”。当人们无力把握作为整体的社会之时，却可以选择以“幽默”的方式来显示自己对于“部落”中的生存有所把握。“丧”在小圈子中的风行，正是网络带来的“重新部落化”倾向的最生动体现。不过，“部落”虽然是小团体，却不过是由类似的“个体”集合而成，而与真正的“集体”和“社会”之间存在断裂。日本学者东浩纪曾经区分了“现代的人”和“后现代的人”。在他看来，“现代的人”可以通过社交，将个人的小故事与集体的大叙事连接起来；“后现代的人”则沉浸于个人的小故事，却丧失了与大叙事之间的联系。东浩纪引用科耶夫的观点，进而指出：人性应该是与自然进行斗争，而动物总是配合着自然生存，“后现代的人”呈现出的正是“配合着自然生存”的动物化倾向。“丧文化”就是后现代人类在小“部落”里编织出的种种小故事。一方面，这样的小故事因与大叙事断裂而显示出一种近乎无意义的“丧”，但另一方面，通过自嘲与反讽，这些小故事也帮助人们得以“配合着自然生存”，不是反抗，而是与不得不身处其中的周边环境进行磨合。
一旦洞悉了“丧”并不是绝望这一点，也就不必对当代年轻人中蔓延的“丧”之风气过分焦虑。“丧”的问题并不在于消极，而在于目光所及太过狭小。走不出“小部落”，也就无法摆脱“丧”。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曾提出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即：当人们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感到焦虑之时，应当运用这种“社会学想象力”，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上升为“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这样，人们才会对自己习以为常的环境产生新的认识，进而参与到社会公共论题中去。“丧文化”中的吐槽，正是这种“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如果想要摆脱“丧”，就不能只在这个同质化的“部落”中来理解问题，而应当在“社会”的视野下来对自己的焦虑不安进行理解、进而尝试解决。年轻人用“丧”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其中蕴含着反抗与改变的因子，但只有摆脱“丧”，才有可能开创反抗与改变的积极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