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完成的作品都会涉及彼此间的分工与合作，只是《澳门新闻纸》四名译者的分工方式已无从知道，全部的译文也都没有署名，实在难以分辨四人各自负责哪几则的翻译，却有五则译文因为有些线索得以推论其译者：
第一，第19则是加尔各答鸦片英商的陈情书，译文中说明孟加拉鸦片出产地，一在叭哒拿(Patna)，一在默拿(Benares)。但是前者在底本原文中是Behar而非Patna，而Behar是当时印度的自治土邦之一，其首府即是Patna，《澳门新闻纸》的译者能将Behar直接改译为Patna，显示他相当熟悉当地情势，所以此则译文有可能是在孟加拉成长居住多年的阿曼所译。
第二，在四名译者中只有袁德辉熟识拉丁文，所以含有拉丁文诗的第54则译文应该就是袁德辉的作品。不仅如此，袁德辉还进一步展现自己的拉丁文知识，在这则译文中添加原文没有的这首诗的作者罗马诗人呵威(Publius Ovidius Naso)及其创作年代，又在此则最后提到另一名罗马诗人味吉尔(Virgil)时，为他冠上也是原文所无的“诗翁”称号。
第三，论述俄国在中亚地区与英国争霸的第148则很可能是梁进德所译。本文在前述讨论《澳门新闻纸》的批注文字时，已依据批注者说自己“按着《地理志》之图，并夷字大图参考”，推断此则为梁进德所译并加注。
第四与第五，因为林则徐被谪后仍然留用梁进德一段时间，所以日期在林则徐被谪以后的最后两则(第176、177则)应该是出于梁进德所译。梁进德在1841年11月4日从澳门写一封英文信给在英国的马礼逊遗孀，信中提到自己每周固定为林则徐翻译《广州新闻报》143，所以他翻译的数量应该很多，但除了上述这三则外都难以分辨了。
在合作方面，可以从《澳门新闻纸》的体例来讨论。这项译事既由四人分译，又是译自三家底本报纸，而报纸的内容又分新闻、评论(含主编评论143 The Evangelical Magazine, June 1842, pp. 295-296,‘Letter from the Son of Leang Afa, the Chinese Evangelist, to Mrs. Morrison, Macao, 4 November 1841.’44 与读者投书)、行情、广告等类别，每一类各有不同的性质、立场、诉求和写法，因此四名译者势必需要一些共同的体例作为规范，完成的译文才能有比较一致的形式与内容，便于阅读利用。但是，《澳门新闻纸》的体例除了交代每则的日期和来源地以外，看不出还有其他规范准绳可言，每一则译文都不说明其内容的类别属性，甚至可能连译者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报纸的内容是类别分明的，他们也经常不译出新闻或评论的标题，又经常就一则新闻或评论的内容跳跃式选择一个或多个片段译出后拼凑成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