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属于受创伤的一代,……对我而言,不将犹太人的优先事项作为我自己的优先事项,就是不自然的。
1965年,以色列《国土报》委派维塞尔为驻苏联记者。在那里,他与苏联犹太人广泛接触,了解他们受到的重重限制。自身曾被西方犹太人抛弃的经历,使维塞尔很容易感受到苏联犹太人的遭遇。1966年,他出版了《沉默的犹太人》一书,严厉抨击了养尊处优的西方犹太人的沉默。在书的结尾处,他这样写道:“最折磨我的并不是我在俄罗斯遇到的犹太人的沉默,而是我今日生活其中的(西方)犹太人的沉默。”他最早打破了西方犹太人的沉默,助推了一场延续20多年的救助苏联犹太人的国际运动。1987年美苏峰会前夕,数十万人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游行示威,要求苏联放松对犹太人移民的限制,改善人权状况。维塞尔在集会中讲演,他说,“要是我们在大屠杀时进行这样的大游行,就有几百万犹太人能获救。那时,太多人选择了沉默。今天,我们不再沉默。”他成了这一个运动的道德指针。推动该运动的组织专门制作标牌,上面写着“我们是‘沉默的犹太人’吗?”以此来激发犹太社团的支持和参与。
他高度关切以色列的安全,给予无条件地支持。他曾在纽约的一个集会上表示:“我的忠诚首先是对我的民族、人民和以色列的,这阻止我在以色列域外说任何批判以色列的话。”在另一个场合,他这样表示:“要么表扬,要么沉默。流散地犹太人为以色列至少能这样做。”2010年,他在美国四大报纸上发表广告,批判奥巴马政府反对以色列政府在东耶路撒冷扩建定居点的政策。事实上,他还积极支持一个致力于在东耶路撒冷扩建定居点的组织。2013年,他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全版广告,呼吁奥巴马政府向伊朗政府施压,迫使伊朗拆除核设施。在这些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存在尖锐的矛盾,并导致两国领导人之间私人关系紧张。而维塞尔的立场都明显偏向内塔尼亚胡。在他去世几小时后,持自由派立场的著名记者马克斯·布鲁门撒尔就在“推特”发文,严厉抨击维塞尔“从战争罪的受害者变成了战争罪的支持者”,并称此种毫不动摇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对以色列的害处大于好处”。而《外交政策》网站也很快发表了一篇同情巴勒斯坦人立场的文章,称维塞尔的道德想象从未临到巴勒斯坦人,甚至批判他有部族主义甚至种族中心主义倾向。
埃利·维塞尔以为暗黑做见证为己任,致力于在人性的暗黑中寻找光亮,被赞誉为“人类的信使”和“世界的良知”。但基于大屠杀记忆形成的摩尼教式的道德清晰,有时难免遭遇历史复杂性的“恶作剧”。我不知道,在伊拉克战争给整个中东带来的深重灾难日益凸显后,他是否曾反思过自身的道德主义立场同样可能导致不道德的后果。也不知道,他的良知是否曾为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而不安。
“亚洲视野”(Insights)呈现28家画廊的个展和极具特色的艺术历史题材展览或专题群展。均以亚洲艺术历史为角度,呈献来自亚洲及亚太地区重要艺术家的作品,借此阐明亚洲艺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