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多么天真,世界知道(大屠杀)实情却沉默以对。这就是为何我发誓,无论人类在何时何地遭受苦难和羞辱,我都不再沉默。我们必须选边。中立帮助压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鼓励折磨者,而非受折磨者。有时我们必须干涉。在生命攸关的时候,在人们尊严面临险境时,国家边界和敏感性就变得无关紧要。
冷战结束后,他几乎卷入了每一场对外干预行动,为美国的对外干预背书,成为“新干涉主义”的拥趸。1993年,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开馆仪式上,维塞尔在发言中出人意料地转向了坐在他身后的克林顿:“总统先生,我不能不告诉你一些事情。去年秋天我就在前南斯拉夫。自从我去了那里,我就再也不能入睡。……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阻止那个国家发生的流血冲突。”后来的科索沃危机中,他呼吁美国克林顿政府和北约出兵阻止那里发生的“血洗”,并为北约轰炸南联盟提供道义支持。2003年,他还以防止新的慕尼黑、不对邪恶势力妥协绥靖的名义,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在当年的大屠杀纪念仪式上,他这样问时任国务卿鲍威尔:“1938年不正是你们最近关于伊拉克做出决策的主要因素吗?要是在那些年英、法这欧洲两大强国实施干预而非绥靖,那就不会有世界大战,没有奥斯维辛。”2006年,维塞尔联络了6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向小布什施压,要求美国政府委任一名特使处理苏丹达尔富尔危机。2012年,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专门广告,敦促美国政府干预叙利亚危机,阻止那里的“大屠杀”。
“不将犹太人的优先事项作为我自己的优先事项,就是不自然的”
与绝大多数大屠杀幸存者一样,维塞尔首先关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安全和福祉。他坦承,作为植根于民族记忆和传统的犹太民族的一员,他首先对犹太人的恐惧、需求和危机做出反应。他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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