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已经逝去的，为了正在世间的，我们必须见证。”维塞尔将遗忘视为对受难者的再次谋杀。“如果我们遗忘了，我们就是罪人，就是（邪恶的）帮凶。”在1986年接受诺贝尔和平奖仪式上，他这样表示。他还将记忆视为个体和世界重获拯救的必经之途，是希望之源。他说：“拒绝记忆成为一种神圣的诅咒，它必将使我们重复过去的灾难和战争。我记忆，我绝望。我记忆，我就有责任去拒绝绝望。”
2012年，在纽约办公室中的维塞尔
“无论人类在何时何地遭受苦难和羞辱，我都不再沉默”
“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创伤记忆往往导致特定个体或群体对特定事态敏感化，并驱使他们卷入社会政治行动。大屠杀记忆所包含的强大话语权力，也使大屠杀话语成为社会政治动员的有力工具。大屠杀记忆导致幸存者群体及其后裔存在民族特殊主义与普世主义两种不同的向度，不同的个体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平衡和对冲。民族特殊主义的倾向对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世界各地犹太同胞命运的高度关切，而普世主义则导致他们对世界各地大规模人道主义劫难的高度敏感。“永不再演”的承诺一方面引向捍卫犹太人的安全和利益，另一方面则推动西方以反对种族灭绝重演或反对“慕尼黑阴谋”重演的名义，频频卷入其他国家的内乱之中，“新干涉主义”大行其道。
与受压迫的人在一起，反对冷漠、打破沉默，积极介入当前的社会政治，正是埃利·维塞尔为大屠杀做见证的自然延伸。大屠杀记忆奠定了维塞尔社会政治思想的基调，也为维塞尔的社会政治行动提供了方向、动力和武器。在奥斯维辛的焚尸炉烟灰飘飞的时日，包括犹太同胞在内的世界对难以名状的邪恶保持沉默，对数百万人的悲惨命运和空前劫难冷漠以对，这让维塞尔这样的幸存者愤懑不已，难以释怀。盟军“为什么不轰炸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是幸存者后来严厉责难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国的一个问题。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维塞尔（新“我”）设置了一个与过去那个在暗黑王国中苦恼彷徨的孩子（旧“我”）进行穿越时空对话的场景。在20世纪，人类发生这样的罪行而世界仍然保持沉默，那个孩子就此问他父亲，“这能是真的吗？”又问新“我”：“你为我的未来做了什么？你为你的生活做了什么？”维塞尔向他这样解释道：
“亚洲视野”(Insights)呈现28家画廊的个展和极具特色的艺术历史题材展览或专题群展。均以亚洲艺术历史为角度，呈献来自亚洲及亚太地区重要艺术家的作品，借此阐明亚洲艺术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