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与菊花：世俗性”辉煌和“宗教性”肃穆

“菊”、“刀”意象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在二战期间，受军方委托，研究日本的国情和文化性格，以供美军战后处理日本事务参考，写出迄今仍为畅销经典的《菊与刀》。她在书中提出“耻感文化”，作为日本文化性格的特征，以和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应。六十多年过去了，其论断始终未被颠覆，依然受到研究界和读书界的高度认同。

本氏拈出“菊”与“刀”（剑），原意在突显日本民族和文化的矛盾性格。根据商务印书馆的中文版，她在全书中八次提到“菊”，分别为“菊花栽培”、“刀与菊”、“赏菊”、“菊花盆栽”、“菊展”（金属线圈衬托）、“菊花上的细线圈”、“盆栽的菊花”以及“菊花可以摘除线圈”等。本氏未有一言提及许多书评作者所津津乐道之事：菊为日本皇族家纹，而主要着眼于日本人精心栽培“盆菊”，于此体现出日本民族纤细的“美意识”。“刀”则在全书中至少出现过四十七次，似乎和“菊”不成比例。本氏把“刀和菊”并列，作为书的主题意象，得出如下结论：

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商务版译文）

一个从未涉足日本的异邦人类学者，能对日本民族悖论式的（paradoxical）矛盾文化性格，做出如此淋漓尽致、甚至入木三分的刻绘，其眼光之敏锐透彻，让人叹服。本来樱花更能代表日本民族的“美意识”和集团“文化性格”，本氏当然不会不知道，她略过樱花而径取菊花，大概是想强调日本民族“美意识”的“文化”（人为）倾向，即非自然的“盆栽”性质。“倏忽陨落”的樱花，几乎不能“盆栽”，似乎也只能在野外“成林”时，才能被人欣赏，而不像菊花可以栽培出成百上千的各类品种，既可以成片远观，也可以单株近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