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的研究显示,女政客还能在谈判桌上带来更多多元化的政治议题,这些议题尤其关乎妇女、儿童和弱势群体。比如希拉里·克林顿的当选可能意味着育儿、同工同酬和产假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在希拉里身为美国第一夫人时,曾担任她助手的梅兰妮·沃韦尔(Melanne Verveer)说:“这些问题是她个人经历和个人观点的一部分,她上台后的美国政府会把这些问题从边缘地带提升到更重要的位置。”
安娜贝拉也采访过两位女性前国家元首。一位是哥斯达黎加前总统劳拉·钦奇利亚(Laura Chinchilla),一位是芬兰前总统塔里娅·哈洛宁(Tarja Halonen)。她们表示在国际问题上也是如此。哈洛宁从2000年到2012年担任芬兰总统,她见证了联合国通过关于性和生殖权利的决议有多不易。在她看来,这是因为缺乏其他女性领导者与她一同努力。她告诉安娜贝拉:“我相信,如果有更多的女性领导者,我们可以让改革更加快速有效。”
女性掌权依然不乐观
有意思的是,即使明年全球女性领导者的数量突破纪录,这群女性仍然只占世界总量的10%。哥斯达黎加前总统劳拉·钦奇利亚认为,这些数字远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许多评论家认为下届联合国秘书长可能是六名女性候选人之一(其中一人来自哥斯达黎加)。但鉴于联合国大会仍以男性为主导,钦奇利亚依然怀疑联合国内女性任职已然足够。
另据联合国女性组织201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只有30个国家的议会中至少有30%的女性部长,有8个国家的政府里仍然没有一位女性。
而且,女性任职的趋势在国际政治中并不乐观。联合国女性组织的政策顾问朱莉·保灵顿(Julie Ballington)表示,全球的女性国家领导人的数量提升近年来已趋于平稳,女性在部长级别任职的进展也很缓慢。据联合国女性组织的报告《女性在政治上的缓慢进展将阻碍发展》披露,自2005年以来,全球的女性部长比例只增加了3.5%。
如果一位女性成功地闯入男性俱乐部,掌握了在艺术市场获得成功的手段——这一前提是要非常非常“成功“地闯入。那么,普遍来说,她很有可能比和她相当地位的男性艺术家更为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