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力量动辄跨过日常的边界，向着“不可思议”的一方立脚。南怀瑾先生曾讲述他的经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四处求仙学道，听说一个姓萧的道长念咒水给人治病，十分灵验，遂诚心求拜。对方百般刁难，见南先生仍不改其志，终于说他有缘，且经上天允许了才肯教他。到得吉日，又命赌咒发誓不可泄露天机，“六耳不可同传”，这才把这心中心、秘中秘的珍贵咒子传授出来。南先生恭受了，一听却笑掉大牙，原来竟是他开蒙的时候就背得比这道长还溜的《大学》开头一段。然而这学子日用不知、习焉不察的“四书五经”，到了并没几两文化的道长嘴里，确时常有治病的功效。所谓诵者至诚，听者亦志诚，遂有感应道交之功。世家学子弃厌学业还来不及，经文成了套路，鲜嫩的“言叶”自然也就枯萎了。
语言的作用，确与信仰或信念相关。过去的人们对着狼或狗咬的伤口诵念“老虎”，不久便会痊愈，可见在人类的命名行为中，已经蕴藏着天地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不仅是方术道士，标榜客观的现代医学也得靠语言立命，因为我们最怕的不是癌症，而是无名之痛。为语言施加“信念”是人类的本能，跟举手投足一样；教授、政客、心理学家、广告文案、成功学的鼓吹者，无不深通此道。然而“心诚则灵”并非总是如此简单：“名”本身所蕴含的能量有其自身的历史轨迹，否则我们大可不必称念上帝、马克思或观音菩萨，念自己的名字就够了。这里其实涉及“名”与“实”、“知”与“行”的关系，是哲学和宗教上的经典问题，此处且虚晃一枪。可以确定的是，言能否真灵，主要还在于“能言者”的德行。凡夫俗子叫金宝、招财、善德、建国的，大多只是表达美好的愿景，而圣者之名是德行所成，念起来自然力大无穷。把GOD和阿弥陀佛当成口头禅非是不敬，他们可能原本就希望用念名字这样简单的行为，来为众生争取利益最大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