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对文化建设的重视，我们如何复兴和用好民间书院以进行文化传播、研习、交流，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提振文化自信，其意义很大。有效地赓承这一文脉，将是当下全社会道德文化建设的有益补充。唐文明教授向记者解释说：“大多数书院目前还停留在两个阶段：一是收问题儿童，二是收以企业家为主的成年人。这和书院本应承担的教化社会各阶层的功能有些偏颇。”
刘长焕先生向记者表示：“在当今传统文化的继承复兴中，书院复兴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也必然是对公立学府的一个有效的补充。”他认为，古代书院教育打破了各阶层地位的等级差异，广泛平等地以将人培养为善良的人、贤达的人乃至于圣人为教育目标，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积极作用，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津梁，其在今天的规范化传习活动中，必将推动社会和谐进步。岳麓书院同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先生曾于其著作中提道：如果说寺庙是佛教文化的标志，宫观是道教文化的标志，那么书院则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代表。
在白鹿洞书院的公益讲座上，白鹿洞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余雳表示，我们身处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如何为自身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是当今社会的迫切需求。中华文化历经千年积淀，无论是在体国经野、经世济民，还是在涵养性情、变化气质等方面，均能给予我们极大的启发与智慧。
古时，书院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人才培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科举制的发展相辅相成。现如今，随着教育体制的变革，学校的体制和规模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书院的复兴也要顺应时代，因地制宜，纳入社会继续教育的民间体系之中，吸纳全社会积极参与其中，才能形成文化复兴的大潮。刘长焕先生分析说：“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深深维系着的是农耕文明，那时候的中国生产力不发达，教育以人文学科为重，以教育“做人”为宗旨，不断用秀才、举人、进士、君子、贤人、圣人等次第来界定人才成长。而近代工业化之后，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在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之后，有识之士开始注意和重视发展自然科学，新的学制和教育体系逐渐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纷纷建立，而作为传统人文道德教育重镇的书院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