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种社会理想在中国古代还很源远流长。有学者指出，产生于公元前611年以前《诗经》中的《硕鼠》篇，把贵族剥削者比做一只害人的大老鼠，并且发出了决心逃离这只大老鼠的“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的呼声。这可以说是迄今保留下来的关于社会理想的最早的材料之一。而在春秋末到秦汉之际的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动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就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关于大同理想社会的设计，其中包括农家的“并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
儒家大同的理想是天下为公，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很明显，这种大同理想中许多想法也是我们在共产主义理想中所追求的。
纵观人类的社会理想，说到底就是两种，一种是天下为公，一种是天下为私。中国人最先提出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是与“天下为私”对立的社会理想，是从人道出发的社会理想，它实际上是与共产主义理想相通的。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共产主义社会是古代氏族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在更高物质基础上的回归。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在同一历史时期，欧洲的一些思想家、主要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公元前４２７～３４７年）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等虽然也提到社会理想，但他们的社会理想根本不能中国的大同思想相提并论。他们在《理想国》和《政治学》等著作中也只谈到社会正义和自然共同体城邦，把政治构想成像生物而非机器的社会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