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人不仅最早提出了大同理想,而且不断发展了这一社会理想。据有些专家学者研究,后代出现的农民小生产者的社会诉求,基本上都是属于农家类型的大同思想。农家类型的大同理想,主要通过组织农民起义的宗教团体的某些生活制度体现出来。曾经被毛泽东提及的东汉末期张鲁的五斗米教就很典型。五斗米教张鲁据有汉中后,废除官吏,设“祭酒”分管部众,各祭酒的辖区设义舍,放置义米、义肉,供行人无偿取用等等。
而在王朝专制更替和战乱中企图用“避世”来寻求解脱的人,又往往都憧憬着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在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表述得很典型,在中国大同思想发展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此后一千多年,幻想逃避现实社会的苦难的人普遍地憧憬着“世外桃源”,它成了人间乐土的同义语。而在中国近代,农家类型和道家类型的大同理想在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章太炎的《五无论》中都有所表现,。
应该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儒家的大同理想不断为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人物所汲取,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有更大、更深远的影响,在中国近代的大同理想中占有主要地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康有为和孙中山的两种大同理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设想未来的大同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没有剥削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高。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主要内容是土地国有,大企业国营,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生活普遍改善;国家举办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公共福利事业,供公民享用等等。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还要求把他的大同理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