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字模”的原装储藏柜
2016年7月8日至10月9日，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柏林工艺博物馆将假座德京东郊的柯湓尼克宫苑，举办一个题为“称颂伟业——柏林宫收藏的热拉尔·达格利漆器艺术”的展览。
达格利家族以善于制造精美的巴洛克风家具驰名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各国宫廷巨室争相延聘其家族成员去担任“将作大匠”。热拉尔的技艺赢得了普鲁士大选帝侯——勃兰登堡的腓特烈·威廉的青睐，1686年他奉宣入宫，翌年受命出任大内秘藏艺术家之职。热拉尔果然不负君主之望，建立了欧洲第一家王室漆艺作坊。他的代表作是一个钱币柜，艺术史上大有讲头：这个现藏柏林工艺博物馆的木柜是近代欧洲眼光向东、学习东亚漆器设计与工艺的例证。
这个展览颇具匠心之处，在于策展人将达格利工艺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之下观照。在中国关联一方面，大航海时代的揭幕，海路交通的拓展甚至为欧洲带来了遥远东方的精神文明产品：书籍。版刻书籍正是中国人利用木头对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柏林的宫廷很快就通过种种渠道汇集到近四百部汉文书。在这个展览中，观众可以看到其中的一部珍本——梅膺祚编纂的《字汇》明刻本。这部书柏林国家图书馆原来藏有三套，除了现存这一套全本，还有一套被选帝侯的御医兼咨议官、汉学爱好者门采尔博士裁开，一条一条地加注上他的独特拼音和译文，然后粘贴进他1698年完成的九大卷《华文字林》（Lexicon characteristicum Chinensium）之中。第三套明版《字汇》是不全本，大约在1910年前后由柏林图书馆剔除。
版刻书之外，这个展览还从柏林国图商借到另三件十七世纪的珍品，其中之一为著名的“华文印字模”（Typographia sinica），这三千两百八十七个约两点五厘米见方的榉木活字，系由大选帝侯图书馆总管安德烈亚斯·缪勒设计制造，原来的意图或许是想以此印书，有可能就是印制他自己独创的《汉文锁钥》（Clavis sinica）。字模刻出来上呈御览，大选帝侯深加赞许，御赐“勃兰登堡发明”（Inventum brandenburgicum）的雅号，但此君不久就与东家吵翻，卸职离去，图书馆由御医门采尔接管，缪勒自己从柏林搬回什切青老家，不久郁郁而终，据说包括《汉文锁钥》在内的所有手稿也都由他亲手焚毁。这套得以幸存的活字是欧洲最古的汉文活字，从其稚拙的字体和有欠完美的刻工看，应该出自当地人之手，而非娴熟的中国技工所为，每个字模四围有外框，与文字等高，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套活字字模不真正适用于实际印刷。但这份执着，也足够体现出十七世纪的西方人在学习中国文化上的一种“土法上马”精神，可敬可佩，我们母语者不该挑剔外国人对中华国技掌握得不如我们好。
这次展览是“华文字模”在自诞生以来的三百多年的时间里首次向公众开放参观。尤其引起达格利展的专家和爱好者极大兴趣的，是盛装这套字模的橡木箱子，内分十层，可以如抽屉般一一拉出，是木器工艺的一个特别品种，作为达格利为大选帝侯精心打造的钱币柜同时代木器，两者在展品中相得益彰。
最后给这个以东亚漆艺西传为主旨的展览补充一点背景史料。中国人给木器——不论是房屋、船只还是家具——上漆，既保护木头不会朽烂，又起到美观、清洁作用，“正是这种涂料，使得中国和日本的房屋外观格外富丽动人”，是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最先替西方人观察到的。天主教神父有生意眼：“出口这种特殊树脂产品很可能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但迄今好像还没有人想到这种可能性。”（《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三章《中华帝国的富饶及其物产》，中华书局，1983，18页）利玛窦这部遗著是由金尼阁整理，冠以《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标题，以拉丁文于1615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的。不过一个甲子之后，比利时名工巧匠热拉尔·达格利及其家族以其漆工家具走红欧洲宫廷，欧洲已经有了可以规模生产的漆艺作坊，也许就是在达格利的故乡——今属比利时的度假胜地斯帕（Spa），这里曾是欧洲王公贵族度假时特别爱好路过的地方，大概就是在这样一个机缘，达格利被来此消夏的大选帝侯聘往了勃兰登堡。
据记载，柏林宫廷拥有富于异国情调的漆艺，令公侯贵胄妇女们啧啧称羡，当时有“柏林肯定有好工匠，才能做得出这么漂亮的物件，造出如此漂亮橱柜的，保不齐是一个印第安人（Indianer）”的传言（《奥尔良大公夫人伊丽莎白·夏洛特致汉诺威选帝侯夫人莎菲书信集》，1704年10月24日发自枫丹白露，1891年德文版第二卷，89-90页）。所谓的“印第安人”，在设计制造漆器这桩事情上一定是个错词，原因是当年海通未久，欧洲人对亚洲事物了解不够，很多新鲜事不免都容易想当然地跟正奋力从事远东开拓的东印度公司扯上关系，从那里带回欧洲的人就是“印第安人”。印度不产漆工，它充其量只是漆货的一个中转地。专家们推测，传言中供事柏林宫的“印第安人”工匠，倘若不是中国人，就是日本人。另一件利玛窦也许想不到的事，是他死去后不久就有中国人历经万里波涛，回访欧洲，拜访教皇、法英国王：1682年南京人沈福宗随耶稣会士柏应理游欧，在几年的时间里，广泛接触政、教、学、绅人物，并最终在葡萄牙加入了耶稣会。
利玛窦当年描画出的商业蓝图，是否有商人、工匠或者有心于此的能人去实现呢？显然是有的，比如，同样也是耶稣会出身的法国政坛巨人马萨林红衣主教，就是一个狂热的东亚艺术品收集者，有自己的商业代理替他运作，1649年他搞的第一次拍卖，当中就有纺织品、瓷器和漆器这些远东货。十七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成立，背后也有长袖善舞的马萨林的鼎力相助。利玛窦设想的商业可能性很快变成了现实，可见技术文化交流的速度快、过程短、实际利益明显，远非精神文化的引入与输出那么艰难曲折、有时甚至可以反复无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