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所需的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其实极难访求。青木后来对他说:“京都帝国大学支那文学研究室十数年来访求这书,而至今还搜得不出。……京都府立图书馆是偶然访求得的,君山老师也久所羡望的。可是你不必失望,冀假我若干的时期,我誓替你访出来!”(1921年2月17日致胡适)他言出必践,在回信后的第五天,即2月23日,就先到图书馆详细摘录百二十回本的小引、发凡和目录等内容,悉数寄给胡适;随后又奉上冈岛璞日译七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在陆续收到这些资料后,胡适由衷地感激道:“我想先把所有的各本《水浒传》序例与回目,排列作一个比较表,然后寻出各本的先后与来历。这篇‘新考证’若做得成,差不多全是你的帮助的结果。”(1921年5月19日致青木正儿)这篇酝酿中的“新考证”就是一个月后脱稿的《〈水浒传〉后考》。在这篇论文中,胡适逐一介绍不少新见版本,第一种就是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的前十回,“这十回是我的朋友青木正儿先生送我的”;第二种则是冈岛璞日译本《忠义水浒传》,同样来自青木的馈赠;“此外,还有两种版本,我自己虽不曾见着,幸蒙青木正儿先生替我钞得回目和序例”;最后还述及青木提供的狩野直喜的论文《水浒传与支那戏曲》,称其“结论也和我的《〈水浒传〉考证》的结论相同”。显而易见,没有青木的热情慷慨,胡适的这篇“新考证”简直难以着笔。
青木曾向胡适介绍过自己的研究计划:“我此时要做《日本文学史上的水浒》一篇小论。……那《水浒》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品,并且在日本文学史上影响狠多了;而这个现象的起点是那冈岛的译本,一出此书,多数翻案(脱胎于《水浒》)的小说追从来了。”(1921年4月8日致胡适)因而在双方的切磋中也获益匪浅,但在他随后发表的《冈岛冠山与支那白话文学》中并没能通过胡适解决冈岛璞所习汉语语音的问题。胡适在《〈水浒传〉后考》最后曾大发感慨:“我为了这部《水浒传》,做了四五万字的考证,我知道一定有人笑我太不爱惜精神与时间了。但我自己觉得,我在《水浒传》上面花费了这点精力与日力是很值得的。……我这几篇小说考证里的结论也许都是错的,但我自信我这一点研究的态度是绝不会错的。”在和青木正儿的交流中,胡适或许还不免遭到“来而不往”的讥笑,不过其中所体现的“研究的态度”确实令人叹服不已。
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新红学开山鼻祖胡适先生,首倡“作者”和“版本”两条研究路径。胡适先生的得意门生、著名考证派新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则进一步将“红学”界定为“作者学、版本学、脂学、探轶学”四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