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在回覆时除了应允代为查找狩野的论文外,也用略显生硬的汉语向胡适提出请求:“最后我也有要请先生帮忙一件,不知可以吗?日本正德、享保时(自康熙末年至雍正),有一位研究支那白话文学的先觉者,姓冈嶋,名璞,字玉成,号冠山;他观了许多小说,极精通了白话。我要做他的小传,略考一考了;只有一点未能论断的——即他学的中国话是什么乡土的方言?据他的语学书,入声完全存在,又把北音ch他做了k。……所以我知得这是南方的,可是定不得是何州的。(我想是杭州若南京音。)他的支那语学书有九种,我见得的四种,所藏的三种。……我别寄先生《唐语便用》六卷之内二本看一看,先生若替我查一查这书的口音,幸亏赐教,我就感激极了。”(1920年12月25日致胡适)一个月后,胡适在给青木的信中提到:“冈鸣璞的《唐语便用》二本,我已转请钱玄同先生拿去察看,不久他定有报告。”(1921年1月24日致青木正儿)
披览胡适与青木的往来信函,不难推知钱玄同在日记中提到的“旧书”,应该就是指那套《唐语便用》。胡适将查考的任务转托给他,一方面固然是因其精研声韵之学,考察这类问题无疑是当行出色;另一方面则因他早年留学东瀛,通晓日语,在查考这部用日语片假名注释的汉语教材时自然游刃有余。而胡适本人则对日语不甚了了,从他一开始居然将青木依照日语习惯书写的“冈嶋”错认为“冈鸣”——在此后的通信中才改为“冈岛”——便可见一斑。
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新红学开山鼻祖胡适先生,首倡“作者”和“版本”两条研究路径。胡适先生的得意门生、著名考证派新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则进一步将“红学”界定为“作者学、版本学、脂学、探轶学”四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