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临亨所记之荷兰船队，为范聂克（Jabob Von Neck, 1564-1638）所率领的荷兰“老牌公司”船队，于1598年从荷兰出发前往东印度，在攻击澳门之前，刚在香料群岛被葡萄牙人击败。万历三十一年（1603）荷兰舰队在韦麻郎（Wybrand Van Warwijck, 1566-1615）率领下再攻澳门，又遭失败，后在南洋华人李锦、潘秀等人协助下，贿赂福建税监高寀，而得占据澎湖百余日，被浯屿把总沈有容逐出。此次荷兰人再现于中国闽广沿海，被福建漳州人张燮详记于《东西洋考》卷六，其中对荷兰人相貌描述更详，云：“其人深目长鼻，毛发皆赤，故呼红毛番云。”张燮此处特别加了一个注释，引用颜师古对西域人外形的评论：“颜师古曰：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其种也。”其对荷兰人外貌的厌恶与贬低已显而易见。
近代早期中国人接触到的欧洲人，除了随季风而动的商人和随商船队而来的军旅，最重要的便是西洋传教士群体。很多传教士在华生活十余年甚至数十年，中国人得以与其有更长期、更频繁的接触，近距离端详他们。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以耶稣会士为主，他们奉行文化调适策略，来华后学习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礼俗，而且在外貌上也为迎合中国人的习惯做了一些改变：穿儒服、蓄发留须。穿儒服是为了把自己塑造成有知识的西来儒者形象，拉近自己与士人阶层的距离，提高社会地位，获得来自中国人的应有尊重，以利于天主教在华的传播。蓄发留须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尤其是要与和尚做区隔。
耶稣会士的调适策略取得了良好效果。利玛窦在韶州期间，与韶州府同知刘承范交游。刘承范后有《利玛传》之作，记其与利玛窦交游经过，其中描述利玛窦相貌云：“其貌则突颡深目，苍颜紫髯，觉有异焉者。”刘承范钦佩利玛窦学识，因此对利玛窦“突颡深目，苍颜紫髯”的相貌，并无美丑的评判，只有异同之比较。利、刘交游于1589-1591年间，此时利玛窦虽尚未易儒服，但应已蓄须，以别于和尚。1592年，利玛窦正式向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范礼安提出留胡须、蓄长发、易儒服的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