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在上海的岁月受到复杂政治结构与截然不同的利益形势的影响。当时上海本身处于被侵略的不安全状态。1936年，德意志第三帝国与日本共同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并结盟，使得流亡到上海的犹太人也畏惧日本占领军及其在南京的傀儡政权。珍珠港事件之后租界被日本占领，在此之后，主要是上海属于中国的部分为犹太人提供入境的机会。
此外，被德国占领的各地区都建立起纳粹分支机构与盖世太保组织。1942年万湖会议决定对犹太民族采取灭绝行动，之后，恐惧蔓延开来，上海的犹太人也担心无法逃脱纳粹的迫害。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声名狼藉的“华沙屠夫”约瑟夫·梅辛格现身上海，与日本占领当局对话，提出屠杀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使得恐惧愈演愈烈。梅辛格试图让日本人建立犹太人集中营。他甚至残暴地建议，用船只把犹太人送到海上，然后将其沉没，或者运送到岛上去，让他们在那里饿死，帝国外交部由于时机等原因制止了该建议。
德国柏林外交部档案馆中陈列着当时北京德国大使馆以及驻沪领事馆的卷宗。中国人杨先生（YANG Sen Po）与来自莱比锡的犹太人艾玛·爱思特·萨拉·杨（Emma Esther Sara YANG）结婚故事体现了中国人对犹太人的态度。1943年11月27 / 28日，这位犹太女士在格拉市附近被盖世太保逮捕并送进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她被托特组织强制要求劳动。她的丈夫杨先生寄来一封信，质问盖世太保缘由，引起了帝国外交部与帝国中央安全局就如何处理这位嫁给中国人的犹太女人这一问题进行政策辩论。这场政策辩论围绕相对抽象但绝对德国化的问题，然而却是受害者生死攸关的问题，即应当怎样处置与中国人通婚的犹太妇女。帝国外交部请求将这类犹太人按照中国国籍来处置。1944年12月13日，外交部的所谓犹太顾问塔登（Thadden）写道：“面对东亚在种族问题上的敏感，期待采取针对远东德国人的相应措施，作为我们对这一单个事件进行处理的结果。”档案中并没有提及艾玛·爱思特·萨拉·杨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