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流亡上海
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后，德国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纳粹开始了有计划的掠夺：存款、房屋和其他的财产都被洗劫一空。柏林的美国领事馆曾经在一天之内下发了两千八百份签证申请，但西方主要国家都不准备向犹太人开放，甚至没有对纳粹迫害犹太人进行谴责。表面上，人们说那是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造成的，实际上却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排犹主义。许多犹太流亡者心仪的目的地是美国，但美国并未准备提高接受难民的比例，还要求难民签署“宣誓书”——这是一种经济担保，难民必须保证在当时艰难的经济条件下不对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造成负担。圣路易斯号客轮事件便是最好的说明。美国反对接纳难民的声音也越来越强：国会与国务院在三十年代借助迟疑策略和官僚策略，使得法律规定的一定数量的德国移民都无法入境；各工会团体强调高失业率与经济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利用其政治影响力使得其他国家也无法接纳多余的难民，如古巴、当时还独立的阿拉斯加、瑞典（战后，美国对想要移民美国的上海犹太难民也持类似的态度）。
与此相反的是，难民可以没有签证去中国上海。上海作为避难之地，不是家园，而是“等候大厅”、“上海走廊”、“旅馆”或者“流放之地”，尽管当时也有过限制难民流入的考量。《上海犹太纪事报》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幸运的是，人道主义关怀的思考占了上风，上海现在要为成千上万不幸的人提供庇护——或者说是幸运之人，因为他们能够在希特勒大开杀戒之前离开欧洲。”
犹太人的具体避难处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直到1943年2月，犹太难民被日本占领军强制迁往到虹口的难民隔离区。当时上海已有相当多的犹太人，主要是俄罗斯犹太人，在当地做生意，过着富足的生活。但这只是例外。德国驻沪领事馆1940年1月11日发给外交部的报告，以清晰的纳粹语气写道：“素来就有犹太人生活在上海。作为向中国后方扩展的入口，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有着独特的经济意义，其租界特殊的政治结构使得这座城市始终是大家进入中国的始发地。这里盛行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精神、法国人的心胸宽广，使得犹太人能够融入当地经济生活，这也最符合他们的特点，同时也赋予他们获得财富与影响力的机会。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的犹太人总数约六七千，其中约一千人生活在虹口区，两千人生活在公共租界，剩下的居住在法租界。一些来自巴格达和孟买的犹太人家族已经几代人生活在这里，他们主要靠鸦片生意积累了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