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字不体面 赠字显友情
官员们在有俸禄的时候，为增加收入而卖字，大概会被认为是不够体面的事。清初书法家傅山曾慨叹：“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俗物。”傅山不曾为官，对他来说，卖字为生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何况官员们。即使是公开挂润例卖字的文人，如莫友芝等，朋友求字并不收钱，润例是对生人的。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初年。也就是说，卖字的文人，也依然保留了相当大的非商品化的空间。如果将书法都作为商品来处理，那对文人文化将是一个重大冲击。比如说，在旧时代，友人之间的相互题跋和酬唱，是切磋交流的雅事。如果写字收钱，成为商业活动，很多文人的交流活动也会受到影响。
晚清的官员们写字如此多，也正和维持自己所处的那个集团的凝聚力有关。我们来看曾纪泽在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廿九日的日记：“为眉生两孙写折扇各一柄，四体书，甚工密。”李鸿裔(眉生)是曾国藩的幕僚，虽比曾国藩小整整二十岁，但和曾国藩的关系极为亲密。光绪三年这一年，李鸿裔46岁，在苏州赋闲。李无子，立侄子赓猷为嗣，推测下来，李鸿裔的两个孙子年纪不大，最多十几岁。但曾纪泽却也写得十分用心，既用“四体书”，又“甚工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翁同龢为戈什(卫兵)、巡捕、仆役和其他提供服务的人们书写扇对，在晚清并不是特例。扇对是在支付了正常酬金后的额外礼品，表达对服务的感谢，而不是少付银两，以扇对抵值。这或许反映出了官员的礼品圈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但是，正因为是礼品，扇面上的官员的名款对礼品的收受者才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官员的书法不是商品，那么书法流通就始于互换、馈赠、索求，它的流通范围虽有所扩展，但尚在掌控之内。因为，一般地位卑微的人，并不能托人索求，只有那些有机会直接为官员提供了服务的人，才可以得到扇对礼品，而这样的人总是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