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送给卫兵、仆役的字有多少幸存至今不详。因此，我们很难将它们和送给友人的扇对做一比较。但可以指出，同样是送扇对，仍有办法做区隔。特别是扇面之间的差别，比对联之间的差别大得多。书写者可视赠与对象关系的亲疏、地位的高低，在扇面的字数、字体、内容、上款的称谓和措辞等方面，来做区隔。
索书成特例 书法成礼品
如果官员不卖字，他们的应酬书法就可能被看作“礼品”。如果说书法的赠与属于标准的礼品经济的话，那么在中国书法中还有一种很有值得研究的现象——索求。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中，索和、索书、索画、索题触目皆是。
在书法的索求中，中间人通常不会谋求直接的经济利益，有时会视代人索求为一种负担，并不乐意为之。索求的书法很可能是中国应酬书法中最大的一宗，也就是说，在他人的索求下完成的书法可能在应酬书法中数量最多，而且是一种很有特点的非常规性“礼品经济”。
我们通常说“礼品”是用来送的，所谓“送礼”。当然，不排除是收受礼物的一方暗示对方“送礼”(有时等于是要对方行贿)。但不论自愿与否，送礼这个行为的起始点起码从表面上看来是送的一方。但是，索求书法恰恰相反，它是以“礼品”的收受方公开的索求为起点的。
在同辈和同僚之间的索求，常以互相尊重为基础，如彼此向对方索取题字，这有点像诗词唱和中的索和。对于辈分低、社会地位低的向长辈或地位高的索求，带有仰慕的意味。由于官员不卖字，对于索求者来说，就不存在着向人要字等于向人要钱的心理障碍。也正因为如此，索书者会很多。
索求可以是直接的。1870年前后，翁同龢办公后喜欢住在城内一个很干净的酒店，某一天，“酒家索书扇子极多。”我们并不清楚，翁同龢住酒店是否付钱，但毫无疑问，酒店为他提供了栖居之处和种种服务。这种索求是有服务在先，翁同龢也不便推辞。这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交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