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古今中外皆然。布罗代尔曾不无“傲娇”地指出，18世纪早期欧洲跨地区市场的高度整合，永远结束了以往曾出现的“令人恐怖的”大饥荒。18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只出现过相对小规模的粮食匮乏，这种匮乏可以通过粮食市场的调剂来解决。
中国自清代中期成为人口大国后，粮食问题的压力一直挥之难去。同时期的中国幅员和欧洲相仿，也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粮食市场，但整体而言市场整合程度显然不如欧洲，而与欧洲相比，又多了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此一集权政府如何与市场相结合来解决粮食问题，其行为背后的观念体系为何，绩效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清朝政府对市场的作用非常看重。为了更好发挥市场的调剂作用，乾隆鼓励私营粮食贸易，为此他一再禁止地方官员限制粮食输出。1736年，乾隆取消了实施很久的限制内地从东北地区买粮的禁令。
为了鼓励粮食流通，清政府还想出了“税收优惠”这一颇具现代感的调控措施。乾隆即位第一年，便应兵部尚书甘汝来之请下诏免除给贫困地区运输粮食船只的船运税，甚至还允许船商在归途中运输粮食以外其他商品时也免交船运税。
此外，清朝政府还从培养“市场主体”的角度来推动地区间的粮食流通，比如支持粮农去市场交易粮食，发放低息贷款资助长途运粮的船商，对向长期粮食匮乏地区输送粮食的商人授予荣誉称号和官职等等。
当市场自发的调节可能会对粮农造成伤害时，以陈宏谋为代表的清朝“经世派”官员们会主动介入，以熨平市场的波动。在陈宏谋就任湖南巡抚那年，湖南的粮食大获丰收，结果产供于求，加之销售不畅，粮农面临亏本买卖的前景，因为他们急等现金去购买“针头线脑”等刚需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