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足迹涉及大半个中国，其日记从宏观到微观，既包含各地的全年财政收入、军费开支等数字，还精细地记载了民间物价、水井数量、道路宽度等，从中还可看出他对各地社会经济价值的评判，对民情风俗的理解；近代中国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也在其日记中有详尽记述。“宗方对自己的行踪和接触的人记录得非常清楚，而且每5到7天就要打报告给海军，非常勤力。如果能以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结合他具体的活动情况或能探究出一些新的信息。”同济大学教授唐培吉说。也因此故，甘慧杰建议读者将日记配合下半年出版的《海军报告》一起看——“这才叫绝了”。
流落于苏州旧书店的珍贵史料
作为重要史料的宗方日记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藏孤本，从收藏到翻译出版，中间隔了60年，也可谓几经波折。
“据汤志钧先生回忆，这批资料是1957年历史所的历史资料采购员在苏州用100元人民币买来的，拿回来时就是一麻袋杂乱无章的东西，后来才发现极有价值。”甘慧杰说，所里懂日文的几位老先生将麻袋中的手稿分门别类，按日记、海军报告、照片、书信等装订，加了个封皮，形成了24册书籍。
至于这些手稿为何会出现在中国？甘慧杰说，这跟资料的前任藏主波多博有关。宗方小太郎于1923年在上海去世，日记随后被家人带回日本，1939年宗方的学生波多博为了编写宗方传记，跟宗方遗属借用了包括日记在内的大批资料，带到上海。“借的时候还立了借条，现在历史所藏着。”甘慧杰说，抗战胜利时，波多博并未写完传记，这些资料在其遣返回日途中被当时国民政府的海关扣留。上世纪 50年代初，中日恢复邦交后，宗方的家人还试图到中国寻找这批资料，甚至通过原《朝日新闻》社长长谷部忠的关系，拜托郭沫若查其下落，但也无果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