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青白江区摇钱树b树枝
康家石门子岩画和盐源枝形器时代是不一样的,从研究上来讲,盐源地区除了枝形器以外还有很多和新疆以及欧亚地区的相同或者相近的东西,如果现在只能说中间有影响,比如像马,现在整个西南地区对马的陪葬很发达,包括生铜、“S”型装饰品等,是新疆和整个欧亚地区最典型的东西。
中央民族大学考古学系主任、教授肖小勇
很早就知道康家石门子岩画,当时王炳华写了一本《天山生殖崇拜岩画》这本书,就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处岩画,但是一直没有见到。前几年离开新疆后,有一次机会来新疆调研就专门去看了,看到环境和这个岩画所处的位置,感觉特别震撼。
当时大家觉得这个岩画距今三四千年,我也很关注这个问题,怎样判断岩画的年代,这也是全世界岩画研究的难点。岩画上是有涂料的,当时就觉得要做一次实验,如果在刻或者涂的过程中,碎末和颜料会掉到地上,只要没有人扫掉,就应该保存下来,后来随着慢慢的过去,会积攒灰尘,把这个东西埋起来,我们考古学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做挖掘,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些碎块和涂料,如果能找到的话,这个年代的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次来做了一些工作,而不是说去比对一下你的年龄相当,一般很难说服比较严谨的学者。石门子岩画的第二个问题是时间很长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被发现,引起各界重视。
从个人观察来看,石门子岩画研究和宣传应该继续加强。研究方面,现在研究的主题也是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关注什么年代、内涵是什么意思、什么人在做这个事,当然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相对于华山岩画,它的营销度和知名度就比石门子岩画大的多,它和呼图壁岩画是值得一比的,都是非常独特的,华山岩画是岩绘,石门子是先刻后绘,所以这个图像也是差不多的。石门子岩画在中国都非常独特,首先表现在技法上面,比如我们看到的脸并不是用线条刻的,而是带着雕塑性质的,所以眼睛眉毛是凸出来的,该凹下去的凹下去,做出一个立体感。其他地方的岩画要么是剪影式,要么是线刻;第二个人物像,在中国整个北方体系里还没有这么画人物像的。所以从这两个方面说,都是非常独特的。
岩画局部
康家石门子岩画和四川西南部的关系可以看出新疆作为亚欧大陆早期各古代文明相互沟通的主要通道的重要作用。西王母文化可能起源于康家石门子岩画是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深入研究这一课题能够进一步廓清新疆在亚欧大陆各种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这样一处独特的岩画,我觉得它的重要价值还没有体现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第二个就是要很好的解释,比如在城市规划方面,能不能把岩画的元素提炼出来,形成概念和图像的元素,把它更好的推广。如果我坐车在呼图壁或者高速公路很方便看到的地方,能看到这些元素。就会引起大家的好奇心,过来了解这些东西,对于推广岩画发展当地的经济,正如习主席说的“让文物活起来”,遗产的利用价值。
成都市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毅
我在想，整个中国的文化，除了中原文化以外,有一个很重要的脉络,其实很早之前四川大学的刘文正先生就谈到过这个半圆形文化,凉山也好,四川也好,有一大股文化都是从西北过去的,我们把它称为“草原文化”。《史记》里写“逐水草而居”,游牧民族顺着河西走廊一直从嘉陵江上游到西南,所以说现在我们在凉山做考古工作也或多或少的发现,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枝行青铜器,其实它的年代是从战国到西汉,但它的文化源流还是源于西北,从许多的资料印证,和西边的斯基泰文化有很大的联系,双马神本来是西亚和中亚衔接的一个重要标志,整个西南文化或者整个中华文化的走向除了中原文化以外,还有最重要的的沿河西走廊因为草原民族的逐水草而居文化。
石门子岩画有一个时限,但是上限到哪儿,下限到哪儿,其实整个文化的源流我们不要当成一个静止的东西,尤其是时代上,有文化上延现象,也有文化下延现象,它的这种传播影响可能和游牧民族的游走有关,所以它才把这种影响传到了中国的西南,所以说现在一定不要说这个地方的时代和那个地方的时代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它的文化传播力到底能扩散到多远,我们现在说不清楚,但是至少现在看到了在凉山的墓葬里出土的枝形器有这方面的文化的影响,或者说有这种痕迹。
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明
天山这一岩画在发现30年之后，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认为,不论从考古学上面,还是文化建设或者上升国家的政策，意义都非常大。我理解的两点,一个是新疆的文化是很多元的、历史久远的,它和整个内亚是一体的。这样一个从内亚的各种族群的主题、元素,进入新疆以后有一个转变和生成,和西王母有一个占地化的过程,然后和文献上讲的穆天子这样一些故事有一个结合,可以理解成从奥斯拜加那边过来的一个文化有一个停留,有一段因缘以后传播,看到女神的信仰和道教的西王母的信仰,包括我们看到的七个女神的形象,不管是族群还是生活方式,“7”这个数字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很可能就和北斗七星这样的数字联系到一起,更加神秘和神圣一些,所以说文化是不断积累和生成的,它也是开放的,新疆的文化本来也是多元的。比如天山和昆仑山,这两个概念本身是一个很中国化的概念,我们湖南常说南岳衡山,但其实南岳原来是安徽的一座山,到后来人们弄到湖南去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南岳这个词本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它是文化的象征,所以后来把它弄到湖南去,意味着这边和那边文化的整合。整个昆仑和天山联系到一起,实际上也是文化的整合。
文化传播的路线和贸易的市场是高度重合的,假设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文化融合的点,它既是起点,也是终点,也是文化的见证。我们今天讲的一带一路实际上把古老的本来就存在的交流的东西激活并且赋予一个新的内容,文化的交流是合作共赢的,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呼应。
西王母的存在就进入道教,道教本来就是一个集合的过程,它是对各种民间的信仰做一个整合的,但是西王母在道教里属于二等神,地位是很高的。道教文化讲阴柔,所以它是概念化的,我们应该谢谢石门子岩画的女性形象,让西王母变得很感性、很生动,这个对于道教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岩画局部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考古所所长、博物馆馆长唐亮
在凉山有大批草原文化的遗留,在史书中都有记载,草原文化沿河西走廊进入四川西南部以及云贵一带。“从很多考古发现来看,凉山的很多遗存都与丝路文化有着很大的联系,而盐源青铜枝形器就是最具代表性的遗存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陈进国
石门子摩岩石刻的上区位于整个岩刻的最高处,图形以人形为主,共有9个完整的人体和两个“对马”及一个单独的人头像,头载高帽。石门子岩刻图像,雕刻精细、线条流畅、比例协调、姿态优美。推断:很可能是一个上古时代的巫舞主题,表现了一个“王(巫)其舞”的祭祀宗主或上帝(至上神)的场面。
上区第一个人物图像,所戴的面具之帽饰上有一杆,与其他绝然不同,应是首巫,很可能是上古在地的部落社会“王”“君”,其他帽尖带双弯曲饰物的各式人物,可能也是早期的巫(祭司)的形象。
石门子左区的各类人物形象,很可能是部落社会的巫(祭司)与百姓合舞的场面。最左的猴形面具的人物,虽然推测是后来的添加,但很可能是早期的傩舞的呈现,迎神以驱逐疫鬼,其他未戴帽的各式人物形象,立姿各异,很可能也有戴傩的面具。岩刻中的双马形象,很可能是后来伏羲、女娲交尾图有渊远关系。
《山海经》之《西山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见则其国大穰。有鸟焉,其状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鱼,其音如录,见则其国大水。”
“玉山”,其地在西北之昆仑。一种观点是西方之族。西王母是塞种女王(沈福伟、斯维至),认西王母是“羌戎氏族中信仰的原始萨满教中之萨满”(姚宝暄),所以推断西王母的原型是司巫和萨满。
《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贰负之尸在行伯东。”这里的“戴”字由“纂”“戈”组成,“纂”是“鬼”的正面形象,故“戴”指头戴鬼面、手持战戈以卫神灵之意。而“胜”从月、从刀、从关(卷起的兽皮),寓西王母能以力撕裂兽皮或以刀割裂兽皮,或身上穿着兽皮制成的衣服。豹尾虎齿、司天之厉及五残的刑杀之神西王母,其神相很可能是“蓬发而戴着狰狞的鬼面”。西王母有死神、孕育神和生育神等神格。
“戴胜”当是一种仪式性的装束,佩戴着面具的形象。《西山经》说西王母“司天之厉及五残”,郭注曰:“主知灾厉五刑残杀之气也。”“厉,如《春秋传》晋侯梦大厉是也。”《左传·成公十年》:“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此处之“大厉”,显系厉鬼,“被发及地”即“蓬发”。
文献上的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之装扮,系一个氏族长兼巫师的身份,即上古的巫君合一形象。
石门子摩崖石刻的司巫形象,很可能是早期部落社会司巫祭天神的场景的真实反映,是巫君合体的西王母崇拜的早期源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