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白居易墓日本人所立纪念碑。
当时被引入日本的，为什么会是白居易的文集？
日本处于平安时代，致力于引进唐朝文化，他们派遣唐使，到大唐搜集中国第一流的著作，又利用商船夹带吸收中国典籍，遣唐使和商人遂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
遣唐使虽然是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但到了大唐，要面临因为“外国人”身份而带来的诸多不便，对中国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他们很难通过细致阅读文本来给出判断，而只能依其流行程度而定；商人更不会关心深层的文学价值，唯以流行度为进货准则。
就流行度而言，九世纪中国的流行文坛，是属于白居易的。
早在元和十年（815年），44岁的白居易就在《与元九书》中谈到了自己作品的流行：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
会昌六年（846）唐宣宗为白居易作悼诗称：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对日本人来说，誉满天下的白居易，自然代表了大唐第一流的文化，故而引进他的诗作迫在眉睫，且不满足于那些零星的单篇作品和单行小集，而是追求全集。838年所派遣唐使，肩负的重任之一就是搜集白居易的全集。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白氏文集古抄残卷》。
巧的是，白居易是中国诗人中少有的重视整理文集之人，会昌五年（845年），他为文集作序云：
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朗，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