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他的全集并不难搜寻，《白氏文集》很快被抄写到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到晚唐和北宋，正当日本人对白居易作品不断吸收和消化之时，中国文坛却出现变局，严肃文学严厉批判流行文学，杜牧讥白居易云：
“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入人肌骨不可去。”
而苏轼更为简洁，一句“元轻白俗”，令白居易的地位降格。
更巧的是，由于894年平安朝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建议废除遣唐使，838年的遣唐使遂成了最后一届，此后日本不像以前那么大规模成系统地吸收中国文化，白居易的作品好似踏上了一座文化孤岛，避免了中国文坛思想变迁带来的冲击，一直保留着9世纪上半期的鼎盛地位。
李、杜不显
作为白居易的前辈，中国诗坛并伫的双峰——李、杜为什么没有在日本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文集的流传。
李、杜不像白居易那样注重结集，且晚年偏偏赶上安史之乱，战乱对文学传播的影响巨大，宝应元年（762），李阳冰为李白作《草堂集序》云：
“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
大历中（766～）樊晃为杜甫集作序云：
“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所知。”
文集传播受阻，大为延迟了李、杜诗的经典化。
所以，李、杜在唐人心中的地位，恐怕也难与白居易相敌。杜甫生前名声不显，而生前名声显赫的李白，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今人选唐诗，李白的诗几乎必选。而在唐人那儿却没这么高的待遇。如收盛唐诗人作品的《国秀集》（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箧中集》（乾元三年，公元760年），都没有李白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