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长城文化带的营造动力
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长城搭建了人类活动的舞台，这里发生的政治军事活动、经济文化往来、南北民族交融，既是长城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长城文化带得以持续营造的根本动力。
居庸关、古北口等关隘在交通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使它们成为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东汉时期的鲜卑，十六国前燕的慕容皝，金朝的完颜阿骨打，蒙古的札八儿，明末的李自成，都曾通过强攻或奇袭居庸关取得战争胜利。五代的李存勖，契丹的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金朝末年的蒙古骑兵，元代“两都之战”中的上都军队，明代“庚戌之变”中的俺达所部，都对古北口进行过激烈争夺。明代隆庆、万历年间，“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在加强训练、严明军纪的同时，创建空心敌台、增立车营、改进战法，戍边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是长城军事文化创造者的杰出代表。
处于农牧交错带的长城，在和平时期成为南北各民族广泛交往、密切融合的纽带。西汉时期，“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史记·匈奴列传》）。昔日严密扼守的关口成为相互往还的通道，原本为戍守御敌修建的城堡要塞，后来有许多发展为村镇城邑。北宋与辽国彼此以南朝、北朝相称，路振、王曾、沈括、苏辙、欧阳修等作为和平年代的使节，都曾穿行古北口。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彼此融合。契丹在古北口为北宋名将杨业修建杨无敌庙，体现了长城内外民族推崇忠勇之士的共同心理。燕山与长城在古代往往被视为北方“夷汉”或“华夷”之间的民族区域分界线，但文化上的彼此认同比有形的疆界更重要，“一统华夷”历来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各族统治者共同追求的远大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