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鲁迅在北京时，北新书局给鲁迅的版税每年数百元到千元之间，因为鲁迅那时著作不多，这些数字大致不错。不过鲁迅1926到1927年在厦门、广州时，收到的版税却大幅度减少，1927年只有470元。鲁迅到上海后，当时他交给北新书局出版的书有九部，都很畅销，按说版税应该很多。鲁迅为北新书局主编两个杂志，理应有固定的编辑费。鲁迅还为北新书局翻译作品，也应该有版税收入。但事实恰恰相反，从鲁迅日记中看到这时北新给鲁迅的版税每个月只有一两百元，有时还会拖欠，对此鲁迅当然不满意。恰巧那时有人写文章攻击鲁迅爱财如命，说“鲁迅发了财了，他在北新每年有上万版税啦！”这才提醒了鲁迅。据鲁迅日记，1929年七、八月开始，鲁迅一方面暗暗调查北新所拖欠数目有多少，一方面托人聘请律师，了解有关法律知识。按照《鲁迅日记》中的账目统计以及鲁迅好友郁达夫的说法，北新书局拖欠的数目有两万元左右。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这差不多等于现在的两百万元。事后看来，鲁迅所索要的这笔钱占鲁迅全部稿费总收入的40%或者他一生总收入的将近五分之一。所以鲁迅与李小峰的这场争端，不但对鲁迅而言不是小事；而且在20世纪中国版权史上，由于鲁迅的特殊地位和所涉及数目巨大，也值得特别关注。
但鲁迅一开始并不想与北新书局打版税官司，他觉得李小峰人品不错，希望他能够自觉归还。其次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师生关系——作为老师总是不愿把学生告上法庭吧。第三，鲁迅更担心的是一旦双方打官司，不但师生关系可能破裂，自己的形象也会受到影响——外界肯定会以为鲁迅是个财迷，重财轻友。最后鲁迅对打官司这事也确实不熟悉，更怕麻烦。例如他1929年3月写给朋友的信中就说：“和北新交涉款项的事，我想最好是不要叫我去交涉。因为关于交易的事，我一向都不在内，现在忽而出现，引起的麻烦恐怕比预想还要多。”
李小峰夫妇
尽管鲁迅不断写信索要版税，但李小峰却不能及时回复。请看鲁迅的有关书信：“李公小峰，似乎很忙，信札不复，也是常事。……以北新之懒散，而上海新书店之蜂起，照天演公例而言，是应该倒灶的。……”李小峰是他的学生，他居然称之为“李公小峰”，不满之意已溢于言表。而且外界传言北新不仅拖欠鲁迅的版税，也拖欠很多作者的版税，甚至有作者写信去催，北新连信也不回。后来传言越来越多，甚至说北新拿作者的版税挪作他用。这些传到鲁迅那里，更加深他对李小峰的不满。这在鲁迅写给友人的信中也有反映：“小峰久不见面，去信亦很少答复，所以我是竭力在不写信给他。北新经济似甚窘，有人说，将钱都抽出去开纱厂去了”。又如鲁迅这样抱怨北新：“北新书局自云穷极。我的版税，本月一文不送，写信去问，亦不答，大约这样的交道，是打不下去的。自己弄得遍身痱子，而为他人作嫁，去做官开厂，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矣。”请注意鲁迅信中这样的字眼：“大约这样的交道，是打不下去的”，说明鲁迅此时已经有要与李小峰彻底清算的想法。
到1929年8月，鲁迅的不满更加严重，他已经这样抱怨：“北新近来非常麻木，我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去问，也不复。投稿者多是穷的，往往直接来问我，或发牢骚，使我不胜其苦，许多生命，消磨于无代价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鲁迅不仅埋怨北新拖欠版税，而且怀疑北新书局“学坏了”，说明鲁迅对北新的态度发生了质变。果然，四天之后也就是8月11日，鲁迅向李小峰发出最后通牒。在当天写给李小峰的信中，鲁迅对李小峰一直拖着不给自己回信表示极大不满，原信如下：
我最末问《奔流》稿费的信，是上月底，鹄候两星期，仍不获片纸只字，是北新另有要务，抑意已不在此等刊物，虽不可知，但要之，我必当停止编辑，因为虽是雇工，佣仆，屡询不答，也早该卷铺盖了。现已第四期编讫，后不再编，或停，或另请人接办，悉听尊便。
鲁迅终其一生对经济收入一直重视，一直为经济独立而奋斗。当年鲁迅被蔡元培邀请担任教育部佥事，薪水是每个月200大洋，这在那时属于中产阶级，因为当时北京市民一个月有二三十元已可维持小康水平。但北洋政府经常拖欠工资，鲁迅实际拿到的远不到此数。鲁迅是长子，要负责养家，每月要把一半工资寄给绍兴老家，还要承担周作人在日本留学的费用。后来鲁迅的母亲、妻子和周作人、周建人兄弟等都来到北京，鲁迅的负担就更重了。按说周作人也在北大任教，两人的收入维持这个大家庭没有问题。但一方面是收入常常不能及时得到，一方面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掌管财务，花钱大手大脚，以致入不敷出。在鲁迅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常常有他向朋友借钱的记录。而且这个时候的鲁迅，虽然发表很多白话小说，却很少有稿费收入。稿费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鲁迅到上海后的事情。如今他既然知道出版商拖欠版税，当然要采取必要措施追回。
《奔流》封面
就在鲁迅请好律师的那天也就是1929年8月12日，他终于收到李小峰的回信，其中还有给鲁迅的版税及编辑费各五十元，这更坚定了他打官司的决心——因为不仅只有五十元版税，而且编辑费原来一直是一百元，李小峰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减为五十元，鲁迅一气之下把这钱给退了回去。而且北新书局不但把出版重点转向教材和儿童读物，甚至为了赚钱竟然在鲁迅主编的《语丝》杂志上刊登低俗的性病广告——这更让鲁迅无法忍受。当天晚上他写信给李小峰，以停止编辑杂志表示抗议。信中这样的文字明显看出鲁迅的愤怒：“虽是雇工，佣仆，屡询不答，也早该卷铺盖了。”
那时上海一个四口之家，家庭收入每月100元至200元算是中等阶层，每月60—70元属于一般市民阶层，而贫民阶层的收入不到30元。鲁迅的小家庭马上就是三口人，还要请保姆，孩子的出生、抚养以及在北京的母亲和原配朱安的生活费等等，都是沉重的经济负担。鲁迅一直热心帮助青年以及购买藏书，还定期资助“左联”和一些文学社团，这也是不小的开支。所以鲁迅必须保证每月收入在300元左右，才能获得相对安宁的生活环境。然而1928年鲁迅在上海的平均月收入只有一百九十多元，这当然有刚到上海暂时没有更多作品的原因，但北新书局克扣版税才是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