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就赶到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去，先了解一下考古所的情况。
1968年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全国考古工作都已经完全停止，很多老干部、老专家受到冲击。考古所是否还能承担起这次重大考古工作，郭沫若也有些不托底。
据当时在考古所值班的研究员卢兆荫回忆，王廷芳听完考古所的汇报后，认为“情况还好”。
所谓“情况还好”，是相对而言。“文革”之中，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受冲击非常严重，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内部也已经陷入派系斗争，处于瘫痪状态。而考古研究所的业务工作虽然陷入停顿，但考古所并没有直接介入“文革”派系，人员相对完整齐备。
当天上午10点，王廷芳就带着考古所的孙炳根和卢兆荫二人，到郭沫若家中当面汇报。由于都是年轻研究员，在“文革”开始后，他们得以留在所里，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那个上午，时年41岁的卢兆荫第一次听到满城发现古代墓葬的消息。
现年91岁的卢兆荫向记者回忆起50年前的这段往事，仍难掩激动。他说，作为考古所的研究人员，他当时已经有两年时间没有进行业务工作了。满城汉墓的意外发现，简直是“破天荒”的机会。
郭沫若向他们二人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关于古墓的情况，建议考古所先派两三个同志去现场实地探查，再制定下一步的方案。
卢兆荫记得，郭沫若一再嘱咐他们，当天下午5时之前，一定要把去满城的考古队员的名字和简历报给他。
原来，那天晚上，郭沫若要和周恩来一起参加坦桑尼亚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宴会，“郭老应该是想在宴会上把人员名单报给周总理，所以才要得这么急。”卢兆荫说。
显然，郭沫若和周恩来一样，对满城汉墓寄予了极大关注，都等不得文件上传下达的时间，趁着外事活动的间隙就完成了这个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