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周恩来的批复出现在郭沫若的桌子上，他完全同意郭沫若的意见，并附上一封他给北京军区郑维山代司令员和陈先瑞副政委的亲笔信，让郭沫若执此信找他们二位办理此事。
“郭老看到总理的信后很感动，说还是总理想得周到。”王廷芳后来回忆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没有军方的协助，考古队恐怕很难顺利完成任务。
事实证明，周恩来确实思虑周全，算无遗策。
1968年时，“文革”已经在很多地方上演了“武斗”，各种所谓的“革命组织”派系林立，动枪动炮地夺权。保定地区的“武斗”就非常严重，满城的气氛已经很紧张。
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现的满城汉墓，可谓危机重重。陵山发现古墓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多当地群众因为好奇想上山看个究竟，还有一些“造反派”要下洞“破四旧”。据工程兵战士们回忆，发现古墓后的一天晚上，山上站岗的战士看到有几百人举着火把要上陵山，连里急忙增设了4道岗哨，还派指战员对“造反派”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说服劝导，才使古墓躲过了一场“破四旧”之灾。
第一批进入满城汉墓的郑绍宗也曾回忆，他们在前往满城古墓现场的途中，几乎每走一段路就有人拦查。幸亏是乘着军车并在军队的护送下，才得以安全到达满城。
郭沫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找到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当即下令，全力支持：考古队从保定到满城的车载及安全由河北省军区负责，北京军区派一位参谋和考古队一同前往满城；在物资上，只要军队能满足的，一定大力支持；军事工程完全服从考古发掘工作的需要。
除军队的配合外，经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根据王廷芳的回忆，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同其他中科院学部有所不同，它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经费单列。“文革”开始后，学部情况复杂，财政部对科学院的所有业务经费几乎完全停拨，考古所隶属于学部，所以也没有更多的经费来支持考古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