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塞的长江咽喉
1937年底,叶圣陶带着家眷从武汉乘船入川,船至宜昌,一时没有买到继续前行的船票,无处落脚,他和家人住进了江轮改成的旅店。夜宿江轮,叶圣陶有感而发:“对岸山如金字塔,泊江轮作旅人家。故宫古物兵工械,并逐迁流顿水涯。”
诗中“如金字塔”的山,是与宜昌一江之隔的磨基山。宜昌依长江北岸而建,站在宜昌中心城区的大公桥码头,抬头可见对岸江边依次排开的大小六座山峰,其中最高的一峰便是磨基山。
磨基山下游约2公里处的十三码头,是长江中上游的分界点。以此为分界,下游是江汉平原,水面开阔,流势缓慢,上游则是三峡高山,航道狭窄,滩多浪急。正因如此,1876年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很长一段时间,这里都是长江轮船上行的终点。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开辟后,宜昌则成为重要的转运港,从下游驶来的轮船行至宜昌码头一律要停船,人和货物必须下船,换乘能穿越长江三峡和川江(宜昌以上的长江上游河段)航道的轮船,方可继续西行进入四川。宜昌江边甚至为此专门立了石碑:“川船至宜不下行,湘船至宜不上驶。”
这一切,都让宜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长江咽喉”。可是,1937年底,这个关键的“咽喉”部位却逐渐开始阻塞。
1937年11月中旬,淞沪战场失利,南京形势严峻,国民政府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宣言》,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一时之间,上海、南京等地的机关、团体、学校纷纷向后方撤退,长江上游的四川,是这支浩浩荡荡的人流迁移的方向。
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史志专家朱复胜告诉记者:“当时的中国飞机少得可怜,公路运输因为汽车少、公路少,运量有限,铁路更是被日军炸得七零八落,因此,长江航道成了向西入川最重要的‘黄金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