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的人流抵达武汉时，队伍中的设备、机械多了起来——那是几个月前淞沪会战爆发后，陆续从上海搬迁至武汉的兵工企业和工厂物资。可是，还没来得及在武汉松口气，这些企业、工厂的老板和员工们又要踏上西迁之路。
队伍中还有叶圣陶诗中的“故宫古物”。这些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早在1933年就开始从北平南迁，陆续抵达南京。南京危急后，这些文物再次上路，其中数量最大的一批与人流西迁的路线一致，经武汉沿江入川。
1937年底，人流、工厂物资、故宫文物，源源不断地来到宜昌。所有西迁入川的人员和物资不得不在此下船，等待换乘能够穿越三峡航道的船舶。可人多船少，像叶圣陶那样等待7天就能购得船票的，已经算是幸运，很多人等上半个月都无法上船。
文物鉴定家吴瀛一家也在候船的人群中，吴瀛的女儿吴徕后来在《珍藏文物历难记》一书中这样回忆：“在上船的码头上，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让人绷紧心弦的‘逃难’场景，人山人海，扶老携幼，万头攒动，一望无边。前面的大驳船上，挤满着的人群黑压压一片，站在船边的更是不敢动弹，稍一不慎就会跌落在江水之中，蒙蒙秋雨无情落下，人多，伞难以撑开，不少人只好听凭雨淋。听说就是这样登船，不少人已熬了一两天……”
幸运地买到甲板票的老舍，登上船后看到的场景是，“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我必须到厕所去，但是在夜间三点钟，厕所外边还站着一排候补员呢……”
显然，主城区只有2平方公里的宜昌城，早已人满为患。到了1938年10月，国民政府下令放弃武汉时，向西涌入宜昌的人流更是达到顶峰。“当时仅有10万多人口的小县城，流动人口最多时猛增到50万。”朱复胜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