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这些难民一起急需入川的，还有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和军工物资。据民生公司老员工周仁贵《在卢作孚先生身边工作的时候》一文的回忆：“那时，从宜昌一马路起，直到现在的十三码头止，沿河两岸都堆满了器材，仅有极少数装了箱，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赤裸裸的、乱七八糟地堆置在荒地上，你压我，我压你，已经全部生锈。而这些兵工器材、航空器材、轻重工业器材，约有八九万吨，可说是国家之宝——国家仅有的一点元气。”
八九万吨，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什么概念？研究宜昌大撤退二十余年的重庆民生公司（一般称为“新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原总经理郑新解释说：“当时宜昌与重庆间轮船的总运量，每个月不过六千吨，如果按部就班地运输，这些器材至少要运一年多。”
然而，此时的武汉已被国民政府放弃，宜昌与武汉的直线距离仅300公里，日军的飞机不停地飞临宜昌轰炸。谁也不知道，留给宜昌的抢运时间还有多少。一旦宜昌保不住，难民会遭日军屠戮，物资则很可能落入敌手，大后方的军事工业、民族工业要想重建，难度也将大大增加。
位于三峡入口处的宜昌，此刻成了关乎全中国命运的“咽喉”。而最要命的是，10月下旬的川江只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期。40天后，长江上游就要进入长达4个多月的漫长枯水期。郑新介绍说：“枯水期与丰水期的水位相差足有20米，水位降低后大量处于深水中的礁石会进入浅水区，甚至成为明礁，这时不仅航行更加危险，而且稍大点的轮船都无法行驶，大型设备也就根本没法入川。”这就意味着，所有滞留人员和物资必须赶在40天内运完。
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落到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身上。
临危受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