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艺术的历史》（Art: A New History）中认为《黄面志》“是极端颓废派人士办的杂志”，他认为比亚兹莱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当时“新艺术”作品的魅力和印刷等新技术的结合。约翰逊说比亚兹莱的有些画作“已接近色情边缘”，他甚至相信“比亚兹莱似乎也曾画过一些色情画私下贩售”，不过他对比亚兹莱作品的总体评价是相当高的：“除了少数例外，他的作品都相当不可思议，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是第一流的作品。历史上没有几个艺术家能像他把黑白色彩表现得如此强而有力。”
贡布里希（E. H. Gombrich）在《艺术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中这样评价比亚兹莱：“从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ler）和日本画家那里汲取灵感，以他绝妙的黑白插图在整个欧洲一跃成名。”
作家海德（C. Lewis Hind）评论说：“比亚兹莱为每期《黄面志》封面和封底所做的几近轻佻的插图，我们都会因而去翻阅这个季刊。而当他的插图作品缺席时，这个季刊就变得空洞而贫乏。”而事实上，比亚兹莱一旦“缺席”，就永远从《黄面志》缺席了。
被《黄面志》解雇之后，因没有人再敢请他画插图，比亚兹莱在经济上陷入困境，贫病交加之际，一个犹太作家拉法洛维奇（A. Raffalovich）资助了他，给他送花送巧克力，请吃饭请听歌剧。1897年2月，比亚兹莱病情加重，拉法洛维奇开始给他定期资助，达到每季度一百英镑，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数目。比亚兹莱对拉法洛维奇感激涕零，甚至在书信里称他为“恩师”，尽管从任何意义上说这个称呼都不合适。
《黄面志》与王尔德
《黄面志》还经常和王尔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王尔德与《黄面志》的直接关系并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小节，只不过《黄面志》与王尔德有过一节“躺着中枪”的意外关系，而王尔德又与《黄面志》前期的灵魂人物比亚兹莱有过不少私人恩怨，所以笔者决定还是以“《黄面志》与王尔德”这样的小标题将它们附记于此。
王尔德，1882年。
王尔德与《黄面志》的直接关系非常简单：比亚兹莱曾为《黄面志》的创刊号向王尔德约过稿，但王尔德没有接受，此后也从未给《黄面志》写过稿。
事实上，王尔德不喜欢《黄面志》，1894年4月《黄面志》刚一面世，王尔德就在写给他的同性恋人道格拉斯勋爵（Lord Alfred Douglas）的信中说：“《黄面志》出版了，它沉闷可厌，是个严重的失败。”而在另一个传说中，王尔德有一次买了一本《黄面志》准备旅途消遣，但没看几页，就将它从车窗扔了出去。
而《黄面志》常被人们与王尔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其实纯属“无妄之灾”。1895年4月5日晚，王尔德因同性恋罪名被捕，当他被带离所住旅馆时，问警察他能不能带一本书去看看，警察同意了，王尔德就顺手拿了一册黄色封面的书带走。不料第二天报纸上的八卦新闻出现了耸人听闻的大标题：“王尔德被捕，胁下夹着《黄面志》”。那时同性恋是要治罪的，王尔德又是大名人，而且他大胆高调的同性恋风波此前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公众的“义愤”就此指向了《黄面志》，第二天《黄面志》出版商的办公室玻璃窗就被外面聚集的民众投掷石块砸碎。这一事件又导致《黄面志》解雇了比亚兹莱。
王尔德的牢房
后来人们知道，其实王尔德被捕那天带走的黄色封面的书并不是《黄面志》，那本书现在已经被考证出来，是法国作家路易（Pierre Louys）的小说《阿芙罗狄特》（Aphrodite，1896）——据叶灵凤说这书也有中译本，就是曾朴译的《肉与死》。
那么王尔德被捕，《黄面志》无辜受牵连，为什么会导致比亚兹莱被解雇呢？这就要从比亚兹莱和王尔德的恩恩怨怨说起了。
大约是1891年7月的某日，在伯恩-琼斯的画室，比亚兹莱首次遇见王尔德。不幸的是此后他们之间的几次交往，都以不愉快的结果收场。
先是王尔德的诗剧《莎乐美》，原是以法文写的，王尔德的同性恋人道格拉斯主动提出由他来译成英文，王尔德同意了。但王尔德见到译文很不满意，这时比亚兹莱自告奋勇由他来英译，谁知等比亚兹莱译好了，王尔德又改了主意，最终还是用了道格拉斯的译本。比亚兹莱白忙一场，自然很不高兴。
王尔德与道格拉斯勋爵，18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