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华评《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的婆娑丽影

在彼得大帝以“野蛮”方式治理俄国的“野蛮”，试图强行将俄国这艘航船拖上“欧化”轨道之前，在俄国盛行的是“多神教+拜占庭+蒙古-鞑靼文化”。蒙古-鞑靼人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东方式统治与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未来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争，以及二十世纪初产生的“欧亚主义派”思潮即源于彼得大帝改革，或者准确地说，源于社会分裂状态下的“本土”俄罗斯和“文明”俄罗斯之分。“本土”俄罗斯是民族化的模式：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平等主义、反私有制观念在这里发挥着支配作用。其文化形象是圣像、木版画、文献古籍、圣训录、宗教教化作品、民歌、壮士歌、民族仪式等。俄国基层组织村社的成员的通用语言是民族语言——俄语。“文明”俄罗斯是欧化的模式，是彼得大帝苦心打造的理想国，主要存在于贵族阶层和上流社会，它的文化形象是庄园、沙龙、大跳舞会、鼻烟、意大利歌剧，其通用语言是舶来品——法语或德语。

两个俄罗斯对抗的结果是，一个国家里分化出了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理想的两个社会，进而导致俄罗斯社会分裂的悲剧。因此，当含着金钥匙出生、在贵族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娜塔莎” 偶然在“农民大叔”的林中小屋里翩翩起舞，“突然发觉自己的身上流着农民的血液”，俄罗斯文化、身份认同的百年创伤一下子就撕开了。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исьма）里感叹：“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类似地，在《娜塔莎之舞》里费吉斯也指出：“欧化了的俄罗斯人有着分裂的人格。他的思维一分为二。表面上，他有意识地按照约定俗成的欧洲惯习生活；然而他的内心又为俄罗斯的风俗和情感所影响。”

十二月党人起义

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日耳曼是男人的民族，俄罗斯只能是女人的民族。然而，更有学者称俄罗斯是一个性格刚烈的民族，尚武、善战、扩张是它藏在骨子里的东西。费吉斯用较大的篇幅描写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事件，赞颂了十二月党人背后的无名英雄——他们的妻子。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这些同样出身贵族的十二月党人妻子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为此还专门修改了不准贵族离婚的法律。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坚决要求随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恼羞成怒的沙皇下令凡决定跟随丈夫流放的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永世不得返回家乡，永久取消贵族身份与特权。1887年，有位记者找到十二月党人妻子中最后辞世的达夫多娃时，她仅轻声说：“诗人把我们赞颂成女英雄。我们哪是什么女英雄，我们只是去找我们的丈夫罢了……”

历史的时钟在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敲响，但“娜塔莎之舞”并没有止步，尽管这位旧时代的贵族小姐需要花大力气在新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尽管新政权致力建立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产生了些许政治与时空的错位。

《布尔什维克》，库斯托季耶夫画。

与其称十月革命为疾风暴雨式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不如将其视为长时段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因为与旧制度的政治决裂往往形式剧烈而过程简捷，而与旧文化的决裂乃至新文化的建构，虽然波澜不惊，但背后却涡流暗结且过程复杂。建立一种既不同于历史上以贵族精英文化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化，又不同于泛滥于世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全新文化，是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三天，人民委员会就建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列宁在晚年的政治遗嘱中特别强调：“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

“苏维埃文化”是政治型的国家文化，而非历史型的民族文化，因为“苏维埃人”、“苏维埃社会”和“苏维埃国家”本身就是政治概念，而非历史上通用的民族概念。“苏维埃文化”是较短时间形成的、主观的动员型文化，而非长时期渐进形成的、客观的进化型文化，它是苏维埃政权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以及苏联人民自下而上的主动响应与主动创造的双向作用而形成的。“苏维埃文化”是大众型文化，而非精英型文化，因为此种文化的创造者是广大的苏联人民，而非仅限于少数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不过，费吉斯也在本书中写道：“在塑造苏维埃新人的过程中，艺术家也起到核心的作用。是斯大林在1932年首次使用了这个著名的短语，把艺术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与新知识分子——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塑造即是“文化革命”和“苏维埃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冷战时代和反共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费吉斯并没有否定“苏维埃文化”或者将其污名化，而是以历史学家的史德与史识将“苏维埃文化”视为俄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用了较多的篇幅叙述其在文学、戏剧、建筑、音乐、电影等文化领域的巨大成就，以及“娜塔莎们”在跨入新时代后经历的痛苦与欢乐。费吉斯将其称为“透过苏维埃梭镜看俄罗斯”。

俄国文化史的复兴：在二十世纪末

文化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叙史体例，曾是俄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帝俄时代的著名史学家兼政治家米留科夫（П. Н. Милюков，1859-1943）著有两卷本《俄国文化史纲》（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但在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政权的“宏大革命叙事”的背景下，以革命情怀和大众文化为本质的新文化，取代了原来以精英意识和贵族文化为本质的旧文化：文化史在苏联史学体系下也渐渐式微，其地位被政治史和经济史取代。

1993年初，苏联解体尚未完全落幕之时，美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毫不客气地将俄罗斯民族、国家和文化列为“顽劣”之列，从而使俄罗斯学术界连发余震，极大地提升了对“文化”、“文明”和“文明史观”的关注。亨廷顿于1995年应邀到俄罗斯学术访问，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等机构发表演讲和辩论。法国学者拉吕埃勒（Marlène Laruelle）评论道：“尽管教科书的作者们未必赞同亨廷顿提出的世界未来冲突论的观点，但他们都认同这样一个观念，即两极化之后的世界只有通过‘文明论’的图解才能解释：西方文化区或曰‘大西洋主义’文化区与‘斯拉夫-东正教’空间相对峙，而‘穆斯林世界’将不得不在与西方或者俄罗斯结盟间做出选择。”

《文明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