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如此现实和紧迫的背景下，古老的文化史在俄罗斯复兴，并且还产生了一个新兴学科：文化学（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在史学研究领域，文化史成为当代俄罗斯史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大学里普遍地设立俄国文化史教研室，开设不同时期的俄国文化史课程。出版了一系列俄罗斯文化与文明史的著作。研究领域涉及了许多全新的或从前较少涉及的内容，如贵族庄园史、知识分子思想史、风俗史、贵族生活史、决斗史、首都和外省文化史、婚俗史、农民史、商人史、政治文化史、性别史、城市生活史等。此外，许多大学的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纷纷设立文化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并且出现了众多的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变身”为“文化学教研室”的突出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学术界和俄罗斯联邦政府有重点和有选择地翻译和介绍欧美学者关于俄罗斯文化与俄国文化史的研究的同时，几乎奥兰多·费吉斯每部著作的出版后都受到俄罗斯社会的关注。
费吉斯的毁与誉：历史乎？文学乎？
奥兰多·费吉斯实在是一个备受争议和特立独行的职业历史学家。
在费吉斯的个人主页（www.orlandofiges.com）上，罗列了他的全部著作及档案文献，供读者无偿或有偿阅读、使用。他的自我介绍栏目中写道：“奥兰多·费吉斯是伦敦大学伯贝克（Birkbeck）学院历史学教授，1959年生于伦敦。他以‘双星第一’（Double-Starred First）的成绩毕业于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1984年至1999年，任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的历史学讲师。”
费吉斯的个人主页
在英国这个史学大国里，费吉斯虽然资历尚浅，但与史学前辈和同辈相比，他身上又体现了非常明显的专业倾向和叙史风格。与绝大多数英国史学家不同，费吉斯的学术兴趣专注在俄国（苏联），并以俄国史和苏联史的研究为专守志业。而他的研究领域在时间断限上，横跨了俄罗斯帝国、苏联与当代俄罗斯三个历史时期；在研究内容方面，不仅关注俄国（苏联）历史，同时兼及俄国（苏联）文化、文学、艺术、民族、社会等诸多方面；在叙史方式上，他的历史著作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因而收获了广泛的读者群体和社会影响，但也因此而招致来自历史学界同行的批评和非议。
奥兰多·费吉斯
比如令他获得国际声誉的《耳语者》，虽然在欧美获得了众多奖项，但也引来了一片批评之声。美国老资格苏联问题专家、《布哈林政治传记》（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的作者斯蒂芬·F. 科恩（Stephen F. Cohen）认真地将书中引用的俄文原始档案与“纪念协会”的档案加以对照，认为《耳语者》中使用的文献资料存在着“令人吃惊”的错误。其他批评者则认为《耳语者》的叙述过于文学化，内容方面过于追求情节化，许多文学化描写让专业读者对史实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无独有偶，《娜塔莎之舞》出版后同样获得了极高的国际反响，但对该书的批评之声也随之响起。剑桥大学教授蕾切尔·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撰文，除对书中征引资料的来源提出疑问之外，也对该书的写作风格提出了疑义：《娜塔莎之舞》究竟是史著还是小说？究竟是史实还是虚构？另一位重量级的美国历史学家宾尼恩（T. J. Binyon）也对《娜塔莎之舞》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书中俯拾即是的史实错误比瓦隆布罗萨秋天的落叶还要多。”
于是，一个惊人的现象呼之欲出：费吉斯的叙史方式——史学与文学结合恰好成了他的最大优点和最大缺点。他几乎每本著作都获得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反响，甚至还收获了来自文学领域的褒奖，这正是由于它们的可读性和文学性。而来自欧美史学界同行的激烈批评和屡屡声讨，指责的也正是他著作的资料真实性和历史写作的文学性。
费吉斯的叙史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母亲——英国著名女性主义作家埃娃·于尔根·费吉斯（Eva Unger Figes）的影响。埃娃的创作风格便是历史写实和非虚构化，她的第一部小说《界线》（Equinox）就是根据自己的犹太家族在纳粹德国时代在柏林的恐怖生活史，以及她本人随家族于1939年移居英国之后的个人情感史而创作的。她描写了一个从纳粹德国移居英国的犹太人马丁，在童年时代来到了伦敦，但直至成年后仍感觉自己与英国格格不入，继而，他与英国妻子、不得意的诗人和编辑伊丽莎白的夫妻生活也变得纷乱不堪，最后不得不开始漫长的离婚历程。
奥兰多·费吉斯
苏联解体后，一些富豪在俄罗斯激烈的商业环境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曾被视为暴发户。但是随着财富日益增长，俄罗斯的超级富翁——现在仍被称为寡头——转向更“高大上”的追求，他们在慈善和文化事业上豪掷重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