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华评《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的婆娑丽影

此外，费吉斯在大学读书，以及随后成为职业历史学家的年代，恰好是由美国历史学家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起并主导的“语言与文化学转向”的时代。尽管从此国际史学的主阵地就由欧洲转向美国，但英国仍然以其老牌史学帝国之余勇，在冠之以新文化史、新思想史、新社会史的新史学领域分得一席重要之地。这种新的历史学潮流不可能不对初出茅庐、雄心勃勃的史学家费吉斯产生深刻的影响。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俄国文化本身的特质。自十九世纪初，“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与莱蒙托夫、果戈理等人开创了俄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伟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与“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娜等人开创了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在一个多世纪里，培育了俄国文化的绚丽之花，也养育了俄国文化的特质——文学中心主义。

俄国曾是偏安于欧洲一隅的穷乡僻壤，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出世甚晚，但负有强烈的使命感——无论是批评家、史学家，抑或是小说家、诗人、艺术家皆是如此。在十二月党人起义的震撼下，沙皇政府强化了国家机器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导致进步人士自由表达思想和愿望的公共空间的丧失。于是，他们寓情于诗画，寄志于小说，以春秋笔法隐晦曲婉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思想，通过“多余的人”、“忏悔的贵族”、“奥勃洛莫夫性格”、“新人”、“旧人”、“美妇人”、“泼留希金”等一系列文学形象抨击时政，呼唤新时代。每一部文学作品，每一幕戏剧，每一幅绘画，每一曲音乐的背后都蕴含了丰富的政治、哲学、宗教和社会批评的元素，所有的新思想都是通过“文学”这个“中心枢纽”展现的。

专注于十九到二十世纪俄国文化史研究的费吉斯不能不受此“文学中心主义”的影响，因此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更多地采用了“新文化史”和“新思想史”主张的“语境”、“修辞”、“隐喻”和“反讽”，他的史著带有了传统史学中并不常见的“虚构”和“想象”等文学色彩。在这一点上，费吉斯不仅顺应了国际史学发展趋势，体现了俄国文化的“文学中心主义”特质，而且大大地强化了其史学著作的大众阅读性，完成了从专业史学向公共史学的转化。

在《战争与和平》里，贵族小姐娜塔莎在“农民大叔”的小木屋里，伴着大叔演奏的巴拉莱卡琴声和灰眼睛的阿尼西娅轻声唱起的民歌《在大街上》，突然忘记了身份，放下了矜持，“双手叉腰，动了动肩膀”，愉快地闻歌起舞了。在《娜塔莎之舞》中，“娜塔莎们”将在何种乐曲或民歌中翩翩起舞呢？我愿选择俄国最著名的一首民歌《卡林卡》（Калинка，又译《雪球花》）：它历经帝俄——苏联——俄罗斯三个时代，而没有被历史和政治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