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绝妙的故事。构思极其工巧而精致，且又奇峻，以此可见汪曾祺也是人人奇峻别致出发而至今日的淡泊如水。以此还可见汪曾祺是很会讲故事的，实已是讲故事讲出了精，才到了今日的“情节淡化”。奇致已成了骨子，而不在皮毛。
还听说汪曾祺老曾在《沙家浜》剧组工作过，全国八个样板戏的荒漠时代是一回事，样板戏的内容本身是另一回事。《沙家浜》其问的唱词是令人难忘的；比如那一段“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个中虚实对仗，又工整又灵活，且又自然天成，以此可见汪曾祺是很专研诗词的。有了这诗词的功夫作底，明白如话的文字才可有诗意。
曾有一次在上海金山开会，汪曾祺注意到我的发言稿中有“聒噪”二字，便问我的“聒”从何得来。我说并没有什么地方，就这样很平常。他让我再想想，我想了想，说：“是从《约翰·克里斯朵夫》里得来。”他便说：“这就对了，《约翰·克里斯朵夫》是谁译的？是傅雷。傅雷是什么人啊？”傅雷是学贯中西的译家，古文的底子非常厚实。汪曾祺是极重用字的，如今这一派天真纯朴，实已经是经历了二次否定的皈依。其间的奥妙，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像我这样分析汪曾祺的小说，不知汪曾祺老同意不同意。
1987年1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