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文字里，总是用平凡的实词，极少用玄妙的虚词，如是虚词，也用得很实：
大家对外科医生都不大看得起，觉得都有点“江湖”，不如内科“清高”。
“江湖”用得很实，“清高”本来很文面，却用得平俗而明了。汪曾祺是很难得用险要的词的，他用的词总是最俗气、最平庸，比如他用“热闹”两个字，在已经生造出许许多多新词的今天．这两个字简直已经不大有作者用了．而汪曾棋却很会用：
“因此老远地就看见干河南岸，绿柳阴中排列着好些通红的盆盆桶桶．看起来很热闹”(《故里杂记》)
“每年还做花子会，很多花子船都集中在一起，也很热闹。”(《故里杂记》)
前一个“热闹”用得很有气氛了．后一个“热闹”则其乐也融融似的。汪曾祺用词倒有些像他自己写郭庆春导演：“他不说‘交流’，却说‘过电’‘你们俩得过电哪！’他不说什么‘情绪的记忆’这样很玄妙的词儿，他只说是‘神气’。‘你要长神气——长点，再长一点。’人人都能懂，写得很厚道。
汪曾祺还常常写一些实得不能再实的大实话，我们上海人叫做“说死话”。“说死话”，真是很不好解释的，这是一种用料极少却很有效果的幽默。说过之后，人们一边笑一边会说：“这还用你说？”可说了与不说却大不一样。
“说死话”是南方人的幽默，北方的幽默常常是真枪实弹的。汪曾祺很会说死话，说得不露痕迹，比如上面引用的迷路的一段，走进庄子后，“一问，却是李庄！还李庄派一个人把我送到王庄”，其间就有着“说死话”的味道。还有《云致秋行状》：小冯入神地看着致秋的像，轻轻地说：‘致秋这张像拍得很像。’”
汪曾祺还可将一个很平常，甚至有点轻俏随便的词用得很重要。比如《鸡毛》里写文嫂的女婿的一段，最后一句是“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一个“答应”一个“养”。于文嫂都是再关键不过的事情了。有了女婿的“答应”与“养”，她还有什放不下的事呢，于是“文嫂胖了”。有什么比“胖了”更能说明问题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