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15页)
每天的“二分钟仇恨”类似于文革时的“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以及对“阶级斗争”的天天讲。“天天读”和“早请示晚汇报”类似于“二分钟仇恨”那样制度化，其内容，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理论”来衡量自己的言行也是大同小异。
在“仇恨”的心态下，已经没有个人的乐趣了。
“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防止男女之间结成可能使它无法控制的盟誓关系。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不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以内，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
(奥威尔，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我们从小说发表的20多年后的红色高棉看到了这一现实。1974红色高棉不仅迅速把全国的城镇人口赶到了乡村，也迅速废除了了商品、货币、学校、报刊、邮政，废除了家庭，婚姻则由组织上实行配给制，夫妻生活也由组织上按计划来安排。红色高棉的理由是城市、商品、货币、学校和知识、家庭生活都代表着罪恶和落后。他们让男女各排成一队，然后由当权者指定谁和谁，不从者只有死路一条。在红色高棉统治下，柬埔寨人民被强迫劳动和集体居住，没有个人财产，没有私人空间。
在强大的思想压力下，确实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对此，小说中的主人公温斯顿已经投降了，“着意开始重新教育自己”。于是他开始写下头脑里出现的思想：自由即奴役，二加二等于五，权力即上帝。“他什么都接受。过去可以篡改”[ii]。
改变人的思想是极权主义的目的，他需要权力机关及有关人物的维护。在大洋国中，“老大哥”是极权国家的代表，于是小说中的“电幕”便时时处处有“老大哥在看着你”，时时事事有眼睛在看着自己的行为。正如秘密警察奥勃良所说：“‘老大哥’存在与否并不重要，但他永远不会死亡，而且国民永远都会感受到他凝视的目光和威力。”这种权威性注视不单单是为外部极权政治所强加，而是成为大洋国国民自己行为和思考的一种方式，他们最终形成的是一种自我的监视[iii]。老大哥一方面通过思想警察，更多是通过人们周围有如电幕般的存在发挥控制思想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