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乔伊斯的那个时代，乔伊斯是不跟着爱尔兰文艺复兴走的。他是个世界主义者，他用更人性的眼光来看都柏林。”在读《尤利西斯》时，戴从容一开始也在问，为什么应该是爱尔兰人的主人公布鲁姆结果被弄成一个犹太人，对应的是古希腊的故事？“实际上，乔伊斯认为我们所有的文化、生活是相通的。”
陈丹燕把乔伊斯和鲁迅进行比较。“我觉得乔伊斯比鲁迅聪明的地方是他在爱尔兰文艺复兴的时候，他离开本土。他如果不离开本土，他就一定会被拉着做文艺复兴。乔伊斯说我走，我去法国，我情愿当一个英语老师，也不愿在爱尔兰待着，所以他才有能力和时间把这个《尤利西斯》写出来。在这一点上，他比当时那些参加爱尔兰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和作家为世界和爱尔兰带来更大的贡献。”
“我就想，如果鲁迅那时候不要在上海待着，就跑去日本镰仓好好住着，把《阿Q正传》写长那就好了，但是他天天和林语堂吵架。”
陈丹燕感慨说，她慢慢年纪大了，不太喜欢非常澎湃的激情。“对于民族复兴，激情其实不怎么管用，真正管用的是《尤利西斯》，现在大家都会跑去都柏林好好看。”
“乔伊斯把布鲁姆作为犹太人，其实我认为他的隐喻就是爱尔兰人像犹太人一样是没有家园的，因为家园已经因果化了。但是并不是失去了地理上的故乡这个民族就不可以生存。就像犹太人漂泊各地可以生存一样，爱尔兰人如果没有争取到一个地理上的故乡，也是可以靠他的精神生存的。我觉得这也是乔伊斯非常仁慈的地方，真正仁慈的作家是不回避人类的弱点的。”
她眼中的塞尔维亚
坚强里有享乐主义
2014年，陈丹燕又走进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走进帕维奇家中。她看到了他写下晚期作品的书桌，1999年只有一句“三月，轰炸开始了”的薄本子，也看到了帕维奇写《哈扎尔辞典》时用过的笔记本，那上面有各种段落短句、缩写涂鸦和像普希金般的侧面自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