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骗术大师之所以自诩为侦探界（和妖怪界）的阿尔法，是因为他们不但能解决案件，还能像参禅的高僧一样，以案件为“标月指”，来勘破世界的本质。对他们来说，世界乃由不同的主观性构成，其根本的共性在于“我执”。在出道以来的几十部小说里，京极揭示了人的自我保护可以造成怎样的心理奇观和社会“共罪”，而他的“驱魔师”则不厌其烦地向人们演绎，这些“景观”是如何作用于每个具体的人，就像让鱼知道水。
“妖怪”本身就是人心，这一点并非京极个人的创意，而是出自他对传统日本妖怪学的严肃解读。只不过在京极看来，现代的妖魔为祸更剧。如中国作家阿城说，一个国家如不生产一定数量的暴力和色情片用以宣泄，那么现实中的暴力和色情就可能过于泛滥。京极如此努力地描述怪力乱神，未尝没有相似的用意。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如果一味追求成为经济大国而排斥了那些美丽的怪谈，国民是不会幸福的。的确，科学的时代，不被承认的现象会造成更大的反弹。人心的异化堆积成了心魔，事件过去了，却在无形处留下了痕迹。而当假象的迷雾消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裸露出来的真实。
在文学的种种治愈模式中，让人直面伦理责任的那一种最难也最高级，而这正是“京极堂”的任务。骗子大喊“造假有理”，因为天上的星座虽只是人眼造成的错觉，但星座神话却和“星象学”一样，有其独特的价值，可以揭发罪行，也可以治愈伤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京极的故事几乎都是伦理性的。读了他细腻华丽的怪谈，再去读读我国的传统经典《太上感应篇》《楞严经》，念一念“祸福无门，惟人自召”，真是毫无违和感。京极的确对佛家的缘起论和易学的阴阳义理都颇有研究，并将之烘焙成了小说的套路。如“损料屋”自称其买卖的实际功能是填补事件（人心）的缺口，但不能填得太过，成了一座土馒头，那就要“亢龙有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