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抉择中的幻想到清醒后的幻灭

关于在英、美外交文献中出现的所谓“周恩来新方针”的记载，马丁在论述了英美两国一冷一热的不同反应之后提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两位大使的不同反应，或许是出于他们的不同背景：施谛文是一个没有中国背景但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司徒雷登则是一个有很深的中国背景但经验不足的外交家。”（45页）与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的怀疑持相同意见的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则是想起与苏联卫星国打交道的经验：“对于来自所谓温和派的亲近表示，不管我们是否做出反应，激进主义者总是要取得胜利的。”（同上）与美国人比较起来，用我们的话来说，英国外交官显得更 “老奸巨猾”。比如在施谛文大使卸职后任英国驻南京代办的胡阶森在谈到中国报刊普遍出现的亲苏宣传时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中共乐于通过其他大国的承认或者其他外国人的救助来对抗苏联的影响，这样的设想只是一厢情愿。”（111页）

马丁论述的某些细节也是颇有意思的。比如中方土地管理机构要求在天津的外国领事馆在它们提交的登记申请表上做出某些修改，根据英国外交部的有关记录是：在“英国政府”和“英国外交部”前要加上一个“前”字；在“所有权契约”前加上“伪”字；在英国总领事的签字后边加上签字人私人的中国字印章……西方人对“伪”字表示有异议，“可是土地局拒不接受把原来国民党的土地管理机构视为 ‘前’土地局的做法，它坚持要加上一个‘伪’字”（128-129页）。又比如，在上海的英国侨民离境风波中，市政府官员召见英国轮船公司的代理人，要求这些代理人签署一份声明，以他们及全体旅客的名义对当局的协助表示感谢，以及对计划未能实施表示遗憾（155页）。从“伪”到“感谢”，看来在外交文献中的文字政治传统真是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