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抉择中的幻想到清醒后的幻灭

该书的另一层重要意义是分析冷战初期西方价值观与实用主义外交政策之间的消长变化，也揭示了在西方与中国的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的误读、认知的转变、价值观念与实用功利的冲突等真相。而且从某种角度来看，在马丁笔下真正的焦点其实还是“反应”所投向的对象，那个早就作出了“一边倒”的抉择的胜利者。

与一般的书斋学者不同的是，埃德温·W.马丁曾经是专业外交家，1953年曾参加朝鲜停战政治谈判；1967-1970年任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1971-1973年任美国驻缅甸大使。作为曾直接处理中美外交事务的负责官员，他对双边或多边关系中的各种心态都有远比局外的观察者、后世的研究者更深的认知和体察，正是这些论述使“抉择与分歧”不仅具有人们通常关注的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显性意义，而且更具有意识形态认知与国际政治伦理研究的内在意义。在马丁看来，英、美对新政权外交政策的认识误区是非常突出的，这是导致从分歧中的幻想发展到清醒后的幻灭的首要原因。比如，关于“国际惯例”或“国际法”。1948年年底以后面对中共军队的节节胜利，英、美外交领事馆采取的是“原定不动”的策略，所依据的是国际惯例；“与此同时，共产党在其占领的城市中却发出通牒：如果西方通行的国际惯例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按照这种惯例去搞外交”（第9页）。英国外交部中国处的科茨想到十九世纪初的中华帝国，当时外国人也不能获得接近帝国官员的机会，因此也“不能解决甚至也不能讨论任何问题”（第15页）。“国际惯例”不行了，司徒雷登想到了另一种“惯例”，中国的文化传统。他相信他与一些新政权领导人曾经有过的师生关系可以使他接触到他们并展开“友好的商谈”；他甚至天真地把这想法告诉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但后者却非常怀疑他的这种自信。又比如贸易问题。美国国务院曾考虑过对中共进行贸易制裁的方案，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的否决原因是“很难预计西方国家能够采取必不可少的一致行动，以有效地实施对华严厉限制或贸易禁运政策”（25页）。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决定性的因素并不在西方能够如何，而是对方将会如何。英美都把贸易政策视为手中的王牌，只是利用这张王牌的方法不同：英国是持胡萝卜，美国则挥舞大棒。但是，“北京并没有把贸易当回事，从而使贸易引诱和贸易惩罚都未能影响北京的政治方针”（282页）。这难道还有什么需要怀疑的吗？与贸易问题相同，英美也显然都过高地估计了对方对西方外交承认和进入联合国等的兴趣，进而高估了这一兴趣对新政权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从外交官到一般的侨民都同样存在认识误区。“在上海的英美侨民预计，由于管理上海这座大城市的复杂性，共产党会被迫向他们求助”，这当然是完全想错了，接下来出现令他们很不愉快的事情才让他们明白这一点（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