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贝罗对委拉兹开斯的评论也很有意思，他在《布雷达的投降》这幅杰出作品前感到“很难对委拉兹开斯品头论足，他的才能令我的辞藻黯然失色”。但是他马上想到了收藏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委拉兹开斯为胡安·德·帕雷哈所作的画像，他说1650年一位观者在罗马万神庙见到这幅作品时发出了“瞧！这就是生活！”的赞叹，这是很有历史感和艺术本质性质的联想。但是，他对于委拉兹开斯在晚期向国王效忠的原因感到“着实令人费解”（144页）。其实，早有研究者指出，委拉兹开斯之所以愿意为宫廷服务，原因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获得国王的创作委任，使他既无需与同行竞争，也不必为了讨好委托人而绘制时髦的题材。但是，蒙特贝罗指出正是由于委拉兹开斯作为国王的顾问而成就了普拉多美术馆，这是很有意义的论题，盖福特接着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委拉兹开斯所做的已超出他作为艺术家的本分，他花了大量精力为西班牙皇室收藏添光增彩，并把这些藏品安放在国王的宫殿里，因此他成为博物馆馆长的先驱。”（144页）
艺术博物馆在道德问题上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的收藏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在谈到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柬埔寨艺术品的时候，蒙特贝罗承认“对殖民时期柬埔寨的劫掠成就了这批藏品”，但是他马上指出：“有些荒谬的是，柬埔寨文明正是因此才开始正式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如今，我们沉溺于过往的罪行无法自拔，可也别忘了学术和学科领域却因此大受裨益。尽管今天它们被视为最有价值的传家宝，用于索赔时又被判定为国家‘财产’，而曾几何时它们在自己的祖国却无人能识，或者至少无足轻重。”（206页）不能否认这是很多被掠夺文物的真实情况，但是他说如今“我们沉溺于过往的罪行无法自拔”则显然夸大了“我们”在道德上的内疚感，而所谓的“过往”也似乎与现代无关，但事实上在博物馆的现代收藏史上仍然存在许多道德上的耻辱。如盖蒂博物馆就购买了许多来源不明文物而被人讥讽为“盗墓贼的博物馆”；而大都会博物馆也曾发生过因为涉嫌购买来历有问题的藏品而引起司法诉讼。世界上有这类问题的博物馆当然还有更多，比购买盗墓贼的东西更无耻的是以没收充公等方式从私人手里掠夺文物，这种历史似乎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研究兴趣。光荣与耻辱，这是西方博物馆发展史上无法分离的两极。除此以外，在艺术博物馆展出的部落艺术品也产生了深刻的文化矛盾，原住民部落的文化传统禁止把神圣品随意展示于人前，但是博物馆的精神原则与此正是相反。如何面对原住民提出的部落艺术品所有权和文化禁忌，仍然是源自西方的现代博物馆体制必须在道德上和文化上为自身合法性辩护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