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我倾向于用这样的概念和姿态来认定一个作家与乡土的关系，那就是我在哪儿，乡土就在哪儿，它不是一个回望的姿势，不是一个站在几千里之外产生的某种情感能量。
“乡愁”必然具有美感吗？
谢有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用的一个词：写作的根据地。其实每个人写作都要找到一个精神扎根的地方，这个写作的根据地多数的时候，就是和自己的故乡有关系。很多作家都有一种故乡情结，这个故乡不一定是偏远的乡村，而是自己有记忆的地方。有一个作家说作家写作的母体在20岁以前就形成了，他一生就在回忆20岁以前的样子。很多作家对自己的故乡怀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比如莫言说自己的故乡是血地，每个人都有一种类似于血地一样的情感，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根据地，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包括苏童的香椿树街、枫杨树故乡，史铁生的“地坛”，这都是他们的精神故乡，对他精神的成长和塑造起着绝对性作用的地方。
一个作家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他的风格才开始形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曾经听莫言说他看《喧哗与骚动》，他读到一句话，我一生都在写像我一张邮票大小一样的故乡，他看到这句话就跳起来写了“高密东北乡”五个字。他没想到这五个字会写进世界文学的版图，正是因为高密东北乡这几个字的刺激，让莫言突然觉得自己的想象力，所有的写作都有了一个发力、想象的原始根据地，这是非常重要的例证。苏童的“乡”一方面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故乡，另外一方面也是精神意义上的某个原乡，还要加上作家所虚构和创造的故乡。很多时候作家的写作要走得远，飞得高，不要动不动就写家族古代史，很多时候从一个很小的角度进入也能创造属于自己广阔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