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1942年年初有《壬午元旦对盆花感赋》诗：“寂寞盆花也自开，移根犹忆手亲栽。云昏雾湿春仍好，金蹶元兴梦未回。乞米至今馀断帖，埋名从古是奇才。劫灰满眼是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乞米”是这时段的主旋律。陈寅恪《书信集》致傅斯年第三十一函至四十八函皆往来讨论“钱”事。傅先生可谓极富耐心，助陈最多。艰难时刻往往由史语所出面相助。
5月5日终于经由广州湾离港，6月末抵桂林，应广西大学之聘。因陈夫人原籍广西，桂林各方面又较宜居，故留桂，引起傅斯年强烈不满。8月14日傅斯年致陈寅恪函云：“兄之留桂，早在弟意中，弟等及一组同人渴愿兄之来此，然弟知兄之情况，故此等事只有凭兄自定之耳。其实当年兄之在港大教书，及今兹之举，弟皆觉非最妥之办法。然知兄所以如此办之故，朋友不便多做主张，故虽于事前偶言其不便，亦每事于兄既定办法之后，有所见命，当效力耳。……兄今之留桂，自有不得已处，恐嫂夫人在彼比较方便，但从远想去（按：四字加着重号），恐仍以寒假或明年春（至迟）来川为宜。此战事必尚有若干年，此间成为战地，紧张之机会故远在桂之下，至少此为吾辈爱国者之地也。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也。目下由桂牵眷到川，其用费即等于去年由港经广湾到川，或尚不止，再过些时，更贵矣。”（《遗札》988页）责陈贪图舒服，太听夫人话。
同时，傅斯年复函广西大学校长张颐，劝其莫留陈在桂云：“寅恪先生事，弟之地位非可使弟‘奉让’者，然历年来此等事，皆由寅恪自己决定。因寅恪身体、精神，不算健康，故彼之行止，朋友未可多主张。寅恪历年住港，本非其自愿，乃以其夫人不便入内地，而寅恪伦常甚笃，故去年几遭危险。今寅恪又安家在桂林矣。既接受广西大学之聘，恐迁眷入川非明年不可也。寅恪来书，节略抄奉一阅。弟于寅恪之留广西，心中亦不赞成，然寅恪既决定如此，故前次致弟信，弟即转托杭立武兄矣。至于明年寅恪入川（亦要看他夫人身体如何），弟等固极愿其在李庄，然如贵校确有何等物质上之方便，于寅恪之身体有益者，亦当由寅恪兄自决之，只是两处天气、物质，恐无甚分别，而入川之途，乐山更远耳。且为贵校办研究所计，寅恪先生并非最适当者，因寅恪绝不肯麻烦，除教几点钟书以外，未可请其指导研究生（彼向不接受此事），而创办一研究部，寅恪绝不肯‘主持’也。弟所见如此，此信及惠书均抄寄寅恪矣。”（《遗札》991页）由此函可知：一，陈氏不来李庄因其夫人，夫人不来因天气、物质等因素也；二，“节略抄奉”以示他人，不知妥还是不妥；三、桂林与李庄两地，天气、物质是否“无甚分别”，我未至其地，不敢置评，耳食所得，李庄甚苦；四，傅氏做人做事，无人敢不信其真，然若以小人之心度之，信末“此信及惠书均抄寄寅恪矣”云云，如何“节略”既未可知，是否“抄寄”亦难对证；五，至于“不指导研究生”云云，已近于毁人令誉，其所言是否属实，下详。
8月31日，傅斯年致叶企孙函云：“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弟不特未加阻止，且他来信派弟写信给杭立武兄，弟即办了。弟一向之态度，是一切由寅恪之自决，（实则他人亦绝不能影响他，尤其不能影响他的太太。）彼决后，再尽力效劳耳。其实彼在任何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因此辈常受他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一笑。）但求为国家存此一读书种子耳。”又说：“目下恐须依旧发彼一聘书，其格式如下……”（《遗札》996页）“依旧”二字加着重号，与前“目下恐须”四字连读，其意似谓发其聘书，彼亦不来，然虽白发，面子上亦须做也。陈虽不来，又事事依靠傅某，若依傅先生实意，此聘书必不发矣。对陈之不满已明显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