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自陈归国之初到建国之初，皆“与人为善”，沈氏兄弟好几年不作一文，沈兼士偶作一“鬼”字，便得寅恪大奖，认为一个字就是一部文化史；称杨树达为“汉圣”，杨一生感戴。对后辈更提携赏赞，毫不吝惜，正如周一良所言“对于后辈，只要有一得之愚，他总不吝嘉奖”，仅就《年谱长编》所列，已指不胜屈，奖陈述（168页），奖张荫麟（161页），奖罗尔纲（184页）。当然你如果不是周一良、陈述、罗香林，而要求他谆谆教诲，一点也不能不耐烦，那类似找事儿。建国以后便很少赞人，偶赞唐长孺，唐先生一生感戴，自许“教外别传”。唯一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是冯友兰先生著述审查，讲了一些一看就有问题的话，后来自我纠正，不再这样讲。陈捐馆数年，冯作文纪念，称陈先生“性格孤僻”，与卞僧慧所记，恰成对照（卞氏《老师之老师，公子的公子》云：“同学常看到陈、冯两先生在校园中相遇。陈先生抱着一大包书，冯先生拿的东西不多。相见之后，往往驻足很久。遥见两先生略作寒暄，即见陈先生讲说甚多，冯先生频频点头示意，亦有时插话，陈先生再讲。最后，两先生相向鞠躬九十度，各奔前程。”按，罗尔纲即记陈氏“胸怀旷达”，罗氏虽非久知陈者，但就学界交往言，并非如何孤僻，反倒可以说如鱼得水）。
我相信，以傅先生之资历、人品，其言必有所据，虽与其他大量记载不符，但傅先生所言当有其事。不过究其实，似非陈寅恪先生自私高傲不指导人，而由于其他事由，也有不指导人的时候。傅先生如此说，当非无中生有，而是夸大其词。
果如傅斯年所料，陈寅恪一家只在桂林待了一年，从1942年8月到1943年8月，然后离桂赴成都，据《竺可桢日记》，12月18日到达，任教成都燕京大学（按：私立）。与当时任教华西大学的顾颉刚有了交集。
半年之后，到了1944年7月，明知傅斯年最恨别人从史语所拉人，不知怎的，陈寅恪忽然写了封信去问董作宾能否赴华西大学教书，14日，傅斯年冷冷地回信：“寅恪兄：手书奉悉。转交彦堂兄一看，彼并无就华西之意，此事可即作罢论矣。彦堂正手写文稿付印，岂肯中辍？至于援方桂办法一说，方桂之办法不适用于其他人或其他学校，便乞华西或其他学校无以此为言。一切乞告前途为荷。专此敬颂道安。”（《遗札》1139页）陈寅恪得信不知作何感想。
疏远与分别
蒋秉南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有两个特点：第一，大量讨论书本中事，故学术气氛浓厚；第二，情感充沛真挚，字字史评，催人泪下。其不足之处，事迹不备。故托师弟卞僧慧撰《年谱长编》补其不足。
陈寅恪入滇岁月，其同人、友生所记颇多，尤其昆明靛花巷一段，然入蜀岁月却几乎无所记载。不仅《编年事辑》无所书，即《年谱长编》亦几乎空白。今藉顾颉刚先生日记（共七处），零星补缀，虽或无关大体，然于其1944年蜀中生活（成都燕京大学时期）有较直观之记录，吉光片羽，堪可珍惜：
1944年11月17日星期五云：
与静秋同到四五六吃点。予至华西壩齐鲁村访厚宣，并晤其夫人。出，遇沈镜如。与之同到陈寅恪先生家，并晤沈祖芬。
11月19日星期日云：
午，与静秋赴蔡乐生家宴，到骆园。同席为陈寅恪夫妇，宾四，陈耀真医师，黄觉民，主为乐生夫妇及其子女三人。出，到宾四处，并晤黄淑兰女士。
11月20日星期一云：
夜，忠恕来，同到子杰家吃饭，同席为于主教，朱孟实，向传义，张大千，钱宾四，黄季陆，陈寅恪，罗忠恕，主为郭子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