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的“不肯指导人”，所涉却大，不能置之不理。如前所言，傅先生直言直语，不由人不信。但与其他人记述有所不同，陈在清华、在云南，皆有大量弟子门人、同事友生之记述，皆未言陈高傲不指导人，但傅氏何等人，其言不容轻轻放过，因其少数而不理，必须加以分析。
首先，陈先生上课认真不认真？周一良记1935年秋与余逊、劳榦到清华第一次旁听陈先生上课，“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异彩，深深为之所吸引”，“我们都喜欢听京戏，第一堂课下来之后，三人不约而同地欢喜赞叹，认为就如看了一场著名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感到异常‘过瘾’”（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昆明西南联大时期，王永兴回忆陈先生上课：“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书呢？寅恪先生讲课时要引证很多史料，他把每条史料一字不略地写在黑板上，总是写满了整个黑板，然后坐下来，按照史料分析讲解。……当时，寅恪先生多病体弱，眼疾已相当严重，写完黑板时常常汗水满面，疲劳地坐下来闭目讲解。他的高度责任感，他的严谨求实精神，他为了教育学生不惜付出宝贵生命力的高尚行为，深深感动并教育了我们。”（《怀念陈寅恪先生》）犹如画出了当时之景象，仅就“写满一黑板再讲”而言，怎么说都不是敷衍应付之态度，其所描述，陈先生也不是高傲不理人只顾自己读书的类型，而是“高度负责”，上课认真。联系1930年陈寅恪欲逐步退出史语所时致傅函中所云，“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因上课不充分准备必当堂出丑”（陈寅恪《书信集》39页），和1936年屡辞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之理由为要认真备课（陈寅恪《书信集》48页），其言并非客套虚语。
其次，上面所言是上课，傅先生所言是个人指导，略有不同，一为公开，一为私下。一般来说高水平之人不愿与低水平多纠缠，此事常有，亦在理中，不可强求。先要分清致张颐信中所谓“研究生”与致叶企孙信中所谓“研究助理”，是分在陈先生名下，还是没有分在名下。若是前者，当然是傅先生所责高傲自私不负责；若是后者，无所抱怨。
就前者而言，不轻易接受研究生或助理归于自己名下，也是慎重之意，老师对学生有要求，有选择，这应当是老师的权利；一旦归于名下，倾心相授，助其成才，相信这一点陈先生必能做到而无疑义。就后者而言，陈寅恪对很多并非归于自己名下，没有“师生责任”但才华出众的后起之秀，也都奖掖推荐，不遗余力。试看《书信集》，荐人最多。靛花巷三号时期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哲学部王明（按：当时哲学部有王明、任继愈两位研究生，王氏后任职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回忆：“陈先生通多国文字，对佛、道两教都有深湛研究。每遇什么学术问题，朝夕求教，他无不认真解答，仿佛有古代书院教学的亲切感。”（《年谱长编》197页）陈寅恪后来离开昆明到了香港，作文还自署“青园翁寅恪题”（如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跋语），这个“青园”不指清华，而指靛花巷，可见对陈先生言，这也是一段好的回忆。
第三，傅斯年提到的这种情况是否存在呢？不能轻易否定。人是复杂的，陈先生负绝学，能识别英才而奖掖之，也容易看到别人的长处并非很苛刻，但这不代表他就是老好人，随和得不得了。同样是靛花巷时期的周法高（按：属于语言学部）回忆：“寅恪先生为史学组导师，先后指导汪篯、王永兴。第一期研究生十人，分住三楼二大间，先生亦住三楼，出入皆不交谈。余返南后，得悉余姑丈王伯沆翁为先生之业师。”（《年谱长编》197页）周法高即与陈寅恪先生缘浅，对面亦不交谈，这虽不能说明指导与否事，但可知亦有不理人时。西南联大翁同文之回忆，涉及研究生论文指导（按：时在1938年）：“由于徐高阮、季平与我三人都是即将毕业，照规章仍该写论文一篇。当时教国史，也可指导论文的张荫麟先生应召去重庆，就都与寅恪师议定一个范围有限的题目，开始进行。寅恪师预先警告，文字务必精简，若太冗长，必有浮滥，他就不愿评阅。”（《年谱长编》191页）这是唯一涉及“不愿评阅”的字眼，但也合情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