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判断会因人而异。从陈寅恪《书信集》判断，李庄到香港通信只需七天，而将近一个月以后，傅斯年才给朱家骅写信，有所延宕，其原因大概是傅氏于此问题从严，认为既应聘私立大学，便不宜再向学部提要求。但傅斯年还是写了这封信，1945年2月22日致朱家骅云：“陈寅恪兄病中蒙兄一再汇款接济，友朋均感。彼自去年年底来三信，言及其部聘教授之待遇事。彼自前年离广西大学后，三学期中（在燕大时）仅领到部中之月薪（月六百）、研究费（月四百，此部聘教授特有者），其他如米贴、生活补助费解未领到，即以燕大兼课之待遇为生。彼今既生重病，且常依燕大不是办法……”（《遗札》1195页）
傅氏以自己节俭知名，不乱用公费，号称“为公家吝”（《遗札》596页）。他对陈寅恪不与史语所相始终，而移驾成都燕京大学，本来不满，这次乞米讨薪，必不以为然。但情况确实特殊，延宕之后，伸出援手。信中又点明这是陈立夫任部长时事，陈立夫与朱家骅不合，陈氏事情没办好，望朱勿践其失。但看得出来，傅斯年这种帮忙，如同1942年继续发放史语所聘书一样，已颇不耐烦了。
接着抗战胜利。1945年底，傅斯年忙着西南联大和史语所回迁的事，人虽在昆明，心已飞回北平。冬天来了，傅斯年缺件皮袍子，夫人俞大綵把料子寄给他，孰料傅先生还是太胖，料子不够用。11月30日，傅斯年致俞大綵云：“有一件怪事，前因料子未到，在你老太太处问，九姊立刻说，你老太爷给大维的一个狐皮袍，大维不能穿，要送我，我立辞，他拿出来，强我试之，简直尺寸正合适，必欲送我！我大吃惊，只好暂时拿回，后来还他。他对昭抡说，我为寅恪办了些事，故他如此。我以为必有下文，已而果然。寅恪家眷走的问题，要交给我。”（《遗札》1249页）九姊，即陈寅恪妹陈新午，嫁给俞大维作继妻。大维妹大綵嫁给傅。该叫嫂子的，家里人叫九姊。俞明震留给俞大维的一个皮袍子，大维不能穿，九姊强给了傅。这虽是亲戚间礼尚往来的家事，但这中间流露出傅斯年对帮陈寅恪忙的不耐烦。
按理说，俞大维和陈关系更近，俞已是高官，但陈事事靠傅。这样说起来，虽有牢骚，但傅不负陈。陈使唤不动亲妹夫，只能用表妹夫。傅斯年1946年1月20日致妻子俞大綵云：“大维返此，大快活，无人管他，每日有女人在座，便兴高采烈，不管何种女人，大有毛子水之风！毛亦在此，昨晚同在一处，惜你不在也。”（《遗札》1258页）傅斯年在给妻子的信中大嘲妻兄，而能不触其怒，倒也有趣。以前看过一本传记，说陈寅恪和俞大维在留学生当中，是贾府门前的那两只石狮子。不知是谁胡说！
1945年陈寅恪独自赴英就医，无功而返，归来已是1946年，回到南京，家属已先至南京。《编年事辑》引小彭笔记云：“四六年父亲从英国回国时，妈妈和我们姐妹三人分两批从四川坐飞机先到南京。父亲回国到南京后，我和流求留在南京读书，美延随家回北京。”忽略了后面出力的胖子。
1946年冬10月，陈自南京转沪，由海道返清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园。至此之后，傅先生更忙，陈先生转闲。在陈傅二位的书信集里已经很少找到二人书信往来之痕迹。1948年败走台湾，尚有一次联系，陈终究未从傅走。从此两地悬隔，直到傅先生1950年底辞世。
结语
“但开风气，不能为师”，此语为傅先生设。他是学术领域最杰出的行政管理者。当时便无人能比肩，今日更无人出其右。以懂学术，而作领导；以能任事，而作先锋。高喊“事情是傻子干出来的”，奋勇向前，而自己又一点不傻。五百年出这一位。陈得遇傅，是其幸事。虽不能始终，然已足矣。
史语所之前的清华国学院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阵地，然吴宓由于个人原因，未能成为后来的傅斯年，清华国学院亦水流云散，成为过往。此二机构于陈先生言，一前一后，同样重要。吴宓若能长袖善舞，得到上面支持，与清华国学院绑在一起，跑完全程，则将成为陈寅恪可以倚靠的大树。这任务吴宓没有完成，要傅斯年和史语所来承担。但由于性格原因，陈寅恪不能完全扑入后者之怀抱，与他相始终。无权无队伍的吴宓保持了对陈寅恪之敬，而本来敬陈的傅孟真先生转而变为令陈畏。世事难料，但陈、傅这段友谊，催生了巨大的“学术生产力”，并不辜负那段因缘。傅斯年代表国家机构，为保存读书种子不断绝，做出了他的努力。其间种种起伏挫折，亦人世间常有，无足抱憾。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这就是人。
陈寅恪与傅斯年，也相倚靠也相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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